“什么好处？”

任钰儿无奈地说：“据我所知，以前课多少关税就是一笔糊涂账，给朝廷上缴多少税银，得看兼任江海关监督的道台大人心情。要是心情好，就多上缴一点。要是心情不好就少交，有几年甚至一两税银也没上缴，居然还留下十几万两亏空。

洋人代征就不一样了，自咸丰三年刘丽川等天地会余孽犯上作乱占据上海，到去年克复，洋人把持的税务司竟帮着代征了七十多万两，并且一笔一笔有账可查。朝廷急着用银子，干脆就这么让洋人接着代征了。”

想到千里为官只为财，那些个税官才不会跟洋人这般“清廉”，余青槐哭笑不得地说：“居然有这样的事，想想真荒唐。”

“荒唐的事多着呢，您在这儿住几天就习惯了。”

“那你孤身在这儿以何为生计？”

“四哥出资修建的会馆不但有几十间客房，还有十几间铺面，光房钱和租金就够我生活了。”任钰儿嘴上虽这么说，心中却暗想别看我是一介女流，但跟朝廷命官一样有官俸，帮着“厚谊堂”打探洋人的消息，“厚谊堂”不但每个月给五十两俸银，要是打探到十万火急的军情，额外还有赏。

余青槐不明所以，想想又好奇地问：“这么说苏觉明光领官俸不用做事？”

“差不多，他这日子过得不知道有多滋润，每天不是去已革上海道吴健彰入股的旗昌洋行喝茶，就是去跟‘船王’郁泰峰等本地士绅商贾吃酒，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真叫个醉生梦死。”

余青槐半开玩笑地说：“早晓得连他都能混个一官半职，那会儿我真应该跟千里一道去京城投奔韩老爷。”

“余老爷真会说笑。”

“不开玩笑了，钰儿，你刚才说得那个‘船王’，究竟有没有通匪？”

“这话怎么说呢，刘丽川等乱党占着县城时，以他家在城里的产业要挟，而他又不忍看着城里的百姓活活饿死，确实往城里偷运了点粮。

不过后来那二十万两他也没白捐，朝廷不但赏他二品顶带，还赏了他个盐运使衔。他就这么摇身一变为红顶商人，家里多了两块‘回避’、‘肃静’的牌子，据说每次出门时便让家人扛着牌子在前头吆喝开道，他坐在轿子里好不威风。”

任钰儿笑了笑，又说道：“此外，皇上还恩准两江总督和江苏学政所奏，给上海县增加了十名文童生和九名武童生的永额，松江府每年也多取文、武童各十名，拢共总新增三十九名，上海乃至松江府士林交口称赞，谁也不敢再说他的不是。”

“说来说去不管犯多大事，最终是钱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