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朱彤心

京城内外 邓友梅. 5536 字 2022-10-16

绑他的广西兵喊:“弟兄们,咱们的马队冲出来了,快跟着他们逃吧!”

地窖里的人站了起来,争着往外爬。

朱彤心问:“这算怎么回事?”

绑他的人说:“怎么回事?你当了我们的俘虏了。”

朱彤心说:“你当我们的俘虏,我们是怎么待你的?忘恩负义!”

唱戏的就对广西兵说:“这位弟兄待咱不错,把他放了吧!”

广西兵说:“放开他,他可得跟咱走!”

唱戏的对朱彤心说:“你就答应跟我们走吧。”

朱彤心说:“你刚从枪子儿底下逃出条命来,还上哪儿去?你就不心疼孩子?你们那骑兵是自己逃命的,不是来接你们的,你两条腿跟得上它四条腿吗!我们的队伍正追击,追不上他们还追不上你们?安生呆这儿吃饼子吧!”

那唱戏的一听,果然坐了下来。另外几个人也犹疑了。

那俩广西兵一看这情形,骂了句“孬熊”,扔下朱彤心,急忙钻出了白薯窖。唱戏的就给朱彤心解了绑。朱彤心松松胳膊扭扭脖子说:“既这样,你们等着,我还给你们找吃的去。”

唱戏的说:“现在还乱着,等一会再出去吧。”

另几个人也劝他稍等一会。果然,没出十分钟,上边又来人了。而且是直冲白薯窖来的。人们就叫朱彤心躲到他们身后去。来的还是刚才那两个广西兵。他们一下来就问:“刚才那个新四军呢?”

唱戏的说:“你们跑你们的吧,还找人家干什么?他已经走了。”

广西兵说:“不是,骑兵队丢那妈跑出三里地去了,我俩追不上。求他别记前仇,还留我们当他的俘虏得了。”

朱彤心从人背后转出来说:“我对你俩宽大处理了,坐下吧。不信你等着看,跑出去的那些人都还得抓回来。”

果然不到半夜,就又回来了四、五十人。朱彤心给他们编上队,趁夜就领着往后方带。可他不知道该送到哪里去。路上碰见一个战斗连队,他要交给人家,人家不要;但见他一个人赤手空拳领着六、七十俘虏不象回事儿,派了半个班帮他押送。他们转了一整天,碰上了友邻部队的战俘收容站,又央求人家留下这批俘虏。人家说:“我们人手不够,要留得连你一块留,把俘虏押到大后方你再归队!”他被迫当了十几天的收容队长,一直到了沂蒙山里,才请收容站的同志给他开了个证明信,拿着归来。临走他用半斤黄烟换来了俘虏的那根马鞭,他认为队里演出会有用处。

大家要给他报功。他很懊恼,说是:“净跟这些龟孙惹麻烦了,没顾上搜集材料。把创作计划白瞎了。”

这件事之后不久,他入了党。第二年春天打莱芜,他又下去搜集材料。他随着突击队冲进城里,后续部队被敌人封锁住没跟上来,突击队在敌人内外夹击中伤亡很大。打到天亮,只好退到城角一个破庙里隐蔽。这时连指导员也牺牲了。突击队长是个排长,对朱彤心说:“这里就你一个穿吊兜军装。没说的,你当政治队长吧!”他问:“这合规定吗?”排长说:“我还没入党,总不能叫我当指导员不是?”朱彤心说:“行,可我不会指挥打仗。”排长说:“战斗我指挥,你做政治鼓动工作。记住,冲锋时你得跑在前边,喊:‘同志们跟我来’,这就行了!”朱彤心说:“这我能喊。可我不知道该往哪儿冲呀!”排长说:“我紧跟在你后边,叫你往哪头冲,你就往哪儿带就完了。”

他们在城里隐蔽了一天。外边的人听见城里没了枪声,以为他们全完了。不料天黑后发动总攻,外边一拉响炸药,他们就从破庙里接应了出来,四处呐喊,八面放枪。敌人以为我军已全进了城,军心动摇,就把城门放开了。这一仗打完,部队给他披红挂彩,举着立功喜报把他送回了宣传队。他埋头苦写,用二十天写出个剧本来。队长觉得这个剧本不演太不象话了,就下狠心排演了它。彩排的那天,连宣传部长也来看。这个戏实在远不如他以前朗读的作品有趣。头一场写蒋介石和汤恩伯开会,两人没完没了的发表演说;第二场写我军指挥部开会,军长作了个完整的动员报告;第三场写战斗开始,干部战士一个个表决心;第四场写攻城,两边的军队反复冲过来打过去。人们耐着性子往下看,表情却十分严肃。只有他自己,看得眉开眼笑,又点头又咂嘴,还不断对坐在身边的创作组长作提示:“这里我是说明我们战士的政治觉悟的……这表明我军勇敢精神……你听,一句话就把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揭出来了……下一场还精彩!”

这出戏一共演出了两场,干部战士们都说一看就打瞌睡,只好收起来。这时,打莱芜的那个部队来信商量,想调他去正式担任连指导员。宣传队领导也认为他去那里会更好地发挥他的才能,便找他谈话,问他本人愿不愿意;并说明,他现在是排级,如去任职,可以破格提拔为正连级。朱彤心请求让他考虑考虑。回到班里就蒙上被子睡了下去,一连两顿开饭都没去吃饭。组长以为他病了,做了病号饭送来。他把碗推开说:“你别假关心了。你们商量好把我推出艺术界,那么狠心,还给我送病号饭呢!”组长这才知道是闹情绪,马上汇报给队长。队长来找到他说:“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并不是命令你走。你不愿去,不去就完了,耍什么性子!”朱彤心说:“我不去。我知道你们心里看不起我,认为我没有艺术天才。等着吧,我非作个样儿给你们瞧瞧!我要求给我时间再下去搜集搜集材料。”

他就背起背包又到独立师去了。

这独立师原是河南部队,一九四五年夏天参加中原突围来到华东。他去的时候,这部队刚接到密令,要他们出击到敌人后方,把战线扩大到蒋管区去。朱彤心就跟着去了敌后,没了消息。过了一年,我们打到河南,与独立师会师了,我们去找他却没找到。师首长告诉我们:刚从沂蒙山打出来不几天,朱彤心就叫敌人飞机打伤了腿。当时部队正被十几倍的敌人追击堵截,情况紧急,无法带重伤员走。只好给他二十块银元,把他交给了沿途一个村里的老百姓埋伏起来。结果,我们前脚走,追击的敌人后脚就到。蒋管区的群众条件不同于根据地,估计他是牺牲了。师首长说:“当时的敌情老朱全知道,可这个同志很有党性。组织和他谈过话,他十分镇定,既没哭天抹泪,也没有提什么要求。他只说:请组织上放心,我决不做叛徒,给我留下颗手榴弹吧。”

许多人听了都掉了泪。有人提议给他开个追悼会。队长说,并没确实牺牲的消息,追悼会是开不得的。

过了两年,宣传队在六合地区等待渡江的时候,朱彤心突然穿了身地方干部的制服,骑了匹马,还带了个警卫员,顺着江边威风凛凛地跑来了。看到我们在树下排腰鼓,他老远就跳下马,大声喊道:“奶奶的,到处打听你们驻地,我骑着马整走了一天!”

排演自然停下来了。大家围上去抱他、揍他,摘下他的帽子来往天上扔,七嘴八舌问他怎么还没死。队长拉着他上队部去,那警卫员牵马上来问:“县长,这马卸不卸?”他说:“送马号去说我骑来的,叫老刘帮着喂上,咱今天不回去了。”大家听了目瞪口呆,怀疑刚才是否听真切了!组长结结巴巴地问他说:“刚才叫你什么?什么长?”

“县长。临时的!”朱彤心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找到你们了,我就要回来了。爱什么长什么长,叫别人干去吧,我还是写我的剧本。”

这晚上大家在竹林下开了欢迎会,要他报告这两年战斗经过。他说部队把他留在老乡家,当天晚上敌人就来了。可那家老乡不错,把他藏在草垛里躲了过去。敌人是追击我们的,一走一过,并没久留。他养了个把月,能拄着拐走了,便换上便衣去追队伍。但走错了方向,找到豫皖苏地区去了。地方武装把他收留下来审查了些天,经过几次战斗,发现他是个真干革命的,提他当了区小队队长。革命形势发展挺快,水涨船高,区小队变县大队,县大队改独立团。他当上豫皖苏边界上一个小县的副县长了,这回是带民工队来支援大军渡江。

大家称赞他干得好,给宣传队露了脸。他说不行,他的创作始终也没搞出来,另外他还犯过错误。在镇压土匪时,他要把一个被抓去才当了两天土匪的人也枪毙。那人村里的老乡来作保,他说:“谁再来保,连保人也一块毙!”正要把犯人押往法场时,专区领导赶来参加公审会,才把这事纠正了。领导同志问他:“明知这人是被迫的,才入伙两天,什么罪行都没有,你为什么毙他?”他说:“我怕放了他,土匪要再抓他去,一逼他,他又入伙。”领导说:“你不会先押着他?”他说:“我天天打游击,自己还没地方住呢,哪有地方押他?我这区小队总共九个人,再派一个看着他,不更拉不开栓了?”结果给了他个警告处分。

这晚上他大概跟队长谈了很久。第二天早晨眼都肿了。他对我们几个老同志说,他要求回来;队长说现在他在担任支前的领导工作,不能调他,等渡过江去,安定了再说。他要我们渡江以后经常提醒队长,叫他别忘了这件事。

他依依不舍地走了,不久我也离开了那个部队。

一九五五年,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一天曹禺同志来讲“莎士比亚戏剧”,我忽然发现旁听席位上坐着个人,很象朱彤心。课间休息时,我走过去一问,果然是他。我问他在哪里工作?他说他到底还是又回到老宣传队去了。不过宣传队已改为某军文工团,他已是团级创作员兼副团长。这次请了一年假,专门来当旁听生的。他早知道我在这儿学习,可因为他一直没写出象样儿的作品,“无颜见江东父老”,没好意思来找我。

这一年间,我们每逢听课就见面,甚至学员开讨论会他也来听。他学得很认真,有些理论课几乎都背了下来。而且信心十足,说以前搞了多年创作,始终没明白什么是文学,这回明白了,回去要大干一场,“非吓你们一跳不可!”

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后,到了工地,他也回西南去了。他好久没有来信,也没见他有吓人一跳的作品印出来。一九五七年,倒传来了“吓人一跳”的消息,西南来的熟人告诉我:他成了右派。

我问:“他怎么会成右派?为什么?”

“说是他从北京回去后,领导要他向本系统的干部讲讲学习心得,他在讲话中大肆吹捧丁玲、艾青和冯雪峰,极力贩卖他们的修正主义黑货。此外,他多年来念念不忘要当作家,这说明他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已发展到了极点,使他变质了。”

这以后我自顾不暇,再也没打听他,再也没想起他。

一九八〇年,我改正了右派问题,去西南采访。偶然向人一打听,听说他正在昆明家中等待分配;处分改正了,党籍恢复了,可分配不出去,没单位要他。

“为什么?”

“他得了癌症,医院都不给治了,谁调这么个干部来专等着开追悼会呢?”

我听到这消息,专程到昆明去了一趟。他住在一个电影院附近的小木楼上。只有一间屋子,中间拉个布帘,外边住他女儿,里边住他夫妻二人,东西又多又乱又脏。他身上穿一件旧咔叽干部服,胸前、袖口、领边仍焕发着“铁甲”般的光辉;人很虚胖,脸色焦黄,眼神却极活跃,但总是咳嗽。

我不知说什么好,对坐着呆了半天,还是他先开了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