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近来写的小说我都看了，好咧！他妈的我不行了，我得找点别的事做做！”

我说：“你该先养身体！”

他说：“我要是天天总想着肚里的肿块，活得太不耐烦。想不想反正它都丢不了，由它去！”

我问他怎么得的？他说是十几年来在一个盐碱地区劳动，喝那儿水喝的。先是肾结石，后来变成了胃癌，再后来肺里也有了，淋巴也有了。大夫叫他开刀，他见同屋住的三个人，两个开过刀都死了，就不肯开。不开医院叫他出院。他说：“出院就出院，现在我找个土医生治。”

我问他：“见效吗？”

他说有效，不过要吃点苦。这医生的土治法是用一种药敷在他胳膊上，这胳膊敷上就发炎，溃烂，流浓血。胳膊一烂，肚里就轻快，疼痛也轻了，咳嗽也弱了。这胳膊一收口，肚里就又闹腾起来。于是就用药再敷另一条胳膊。

他说：“我查过古医书，这办法古已有之，属于视由科。”

我装作极有信心，劝他坚持治下去。他也表示极有信心，说决不向癌症投降。但送我出来时，他哭了，我也哭了。我们都说“再见”，可谁也知道难得再见了。

果然，今年春天开中篇小说评奖会，云南来了位作家。我问他：“你知道朱彤心的情况吗？他怎样了？”

“他死了！前两三个月死的。我也才听说。”

我说：“他那病能活这么多年，够例外的了。”

那位作家说：“是的，在国外，癌症病人多延长一年生命都是医学上的成就。他多活了三年呢！”

我把这消息说给一些熟人。熟人都并不感到意外，大家都替他惋惜！说他要从政，可以当个不错的地方领导；若从军，至少也是副军级的指挥员了。可惜鬼迷心窍，要当败兴的作家，不但一事无成，反搭了条命进去。

我把这事说给我爱人听。她说：“你该写篇文章纪念他，这人对自己理想的坚定劲，不是平常人能有的。”

腊月二十五晚上，我坐在家里就构思这篇文章，刚想出个头绪来，外边有人敲门。我爱人去开了门，问了两句什么，便面色惶惑地说：“有人找你……”

我问：“谁？”

“他说叫朱彤心！”

“什么？你听错了！”

可朱彤心已经进来了。瘦高的个子，晃晃荡荡，一件旧军大衣不象穿在人身上，倒象挂在衣架上。他的脸又恢复了瘦干巴样，却有了血色，挺大的嗓门说；“你这地方真不好找，我光换汽车换了三次！”

我说：“你这是……”

“我出差来了，来看看你。”说着把一个纸盒放在桌上，“顺便带来点白木耳。”

我问：“你一个人就来出差了？”

他说：“是的，临时帮忙，来参加个种植白木耳的经验交流会。”

我问他：“你怎么种起白木耳来了？”

他说：“这得感谢我的病。前年我的病凶险了一阵，我以为自己活不长了。我想：我的吓人一跳的作品，费半天力也没写出来；眼看剩下这点时间，更没指望；不如利用这点时间，干点力所能及，于国于民都有好处的事！我以前在下边劳动时，摸索着种过白木耳，自信掌握了点诀窍。前两年，有些熟识的社员进城找我打听种白木耳的窍门，我就干脆向组织申请，搬回到乡下去。效果不错，不少人家富起来了，群众说还是共产好，不光有拨乱反正政策，还有帮助农民劳动致富的共产党员。这虽对我是过奖了，可我也觉得这两年确实过得很值得，确是最充分利用了我有限的时间。”

我问：“那么，你的病呢？”

他说：“还在肚子里。摸摸还满硬的，可是既不咳也不疼了，看样儿又脱过去了！我这辈子也真怪，凡是我要认真去办的事，多半办不成；凡我无意去干，被形势所迫去干的事，多半倒都干得还可以。连病也这样！那一阵我在昆明，全力以赴去治它，反倒凶险了。我下去后把精力全撂在帮大家种白木耳上，治病是例行公事，它反倒好了！”

我说：“你可以总结一下，这里或许有点什么规律性的东西！”

“有的，有的！”他说，“只是还说不明白。你看，我参加打仗，是敌情逼的，不杀敌人他就杀我，结果仗倒打好了。开辟新区是政治形势逼的，不开辟根据地我们没法生存，结果新区就开辟出来了。种白木耳又是逼的，不干点有实效的事，我这最后几年要白过，死了无法向马克思交待，白木耳就种出来了！搞创作呢，总是在时间、条件都充裕的时候干的，心想写出篇吓人一跳的东西，废寝忘食、百折不挠而又不断的忧虑顾忌，患得患失，结果什么也没写成！”

我说：“是不是人在生死关头，形势所迫，那私字就被挤得很小了，反倒能调动起所有潜在的能动和优势来，无形中处在最佳竞技状态，效率就高。等到一切条件都充裕了，隐蔽的私字就冒了出来，会被一些主观愿望所蒙蔽，反倒强迫自己选一条最不易发挥自己的优势的道路走？”

他说：“也许是的，我以前常想，命运对我实在太宽大、太特殊照顾了；几次死在临头，都又转危为安。可我利用这生命为人民作了点什么呢？真可笑，做了的事都是我无意要干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放在那种情势下都会象我那么干，而且一定比我干得更好。这算不上业绩，真正的业绩得是非凡的、特殊的，所以我总想写一部能流传后世的作品，认为那样才不枉活一生。现在认为，也许我没这个抱负，安心作好每一件平凡的事倒好了。那样总结一生，总会比现在作出的成绩多些！”

我说：“看来你现在是绝对不再想写作的事了！”

他说：“不。我不拿写作当个什么非要完成的事业干了，追求了一生，这点爱好总还不能全丢掉。所以在种白木耳和治病之余，也还写一点作为自娱。既不求发表也不求吓人一跳，只是信笔写写，念给老婆孩子听听。听了大家一笑，一家人，自得其乐。我带了两篇回忆咱们共同战斗的文章来，你看看可有记忆错误的地方？”

他临走给我留下来厚厚的一叠稿子。晚饭后我拿出来翻阅，没读几行就被它完全吸引住了。这稿子一反他过去作品的常态，不拿架子吓人，不故意弄奇情警句；用他特有的幽默口吻和带点嘲弄自己的语气讲述他和我们一群熟人的往事；一下就把我带回逝去的岁月里，听到了一个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心声！

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地给他打电话，把他从床上拖了起来。我说：“老兄，你一共写了多少？把其余的也寄给我看看好不好？”

他说：“怎么，可以给你提供点创作素材吗？行，我回去马上寄给你。若能对你有用，实在是意外的收获。”

我说：“你写得好极了，不仅仅对我有用，你这是真正的、难得的好作品！”

在电话里，他口吃起来了，他说：“你是故意安慰我吧？别这样，别人对我这么怜恤可以，你不要也来这个。这叫我难过，叫我想起自己是有不治之症的，你学滑了！”

“老朱，我起誓！”我着急地说，“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起誓，我愿拿我半生写的东西换你这一篇。不换全部，就换我看过的这一篇！老兄，你总是不知道你自己的真正价值在哪里！”

“真的吗？我……”

这么大个人，竟在电话里抽泣出声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八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