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朱彤心

京城内外 邓友梅. 5536 字 2022-10-16

朱彤心虽然有点怪癖,可人缘不错。我认识他的时候,算起来他也不过二十来岁,可给我的印象已经很老了。他又瘦又高,走起道来左右晃荡。戴的那副深度近视镜只有一条腿,另一条腿用纳鞋底的线绳拴着。他从不用药,哪儿破了或是长疖子长疮,一律抹牙膏。他从不洗衣服,每过一些日子,就把军装脱下来按在煤油里泡一泡,然后晾干,说是“这比你们洗的干净,不仅不招虱子,什么菌也不招”。于是他的军装胸前、袖口和领边都闪耀着铁甲般的光辉,散发着真正“德士古”煤油的气味。用煤油泡衣服,是他的特权。他是“灯光组长”,管着两盏煤气灯和一桶煤油。“灯光组长”是兼职,他的正职是创作组员。他一直在写,但写出来的剧本从来没演出过,游击环境中,没有报刊杂志可以登载,剧本若不能演,就算白写了。创作组长是位女同志,有点母性的慈悲心肠,见别人睡了之后他还守着如豆的油灯,蹲在老百姓锅台上边写;写出来的作品又一本本的送进锅台下边去烧,实在太残忍。组长就和队长商量,每逢他写出新作后,让他在行军出发前,或是驻军闲暇时向全队朗读一遍,算作口头“发表”。他对这种发表方法,极为重视。每次朗读前都特意洗洗脸,还在他的日本水壶里灌一壶热水,每念完一场戏都往嘴里挤一点牙膏,用水送下去。他相信这能保持嗓音清亮。同志们也很欢迎他朗读作品,看成是一场娱乐。他的作品虽然没法公演,读起来却常有惊人之笔。他有回写了个快板剧,内容是抓特务,说两个农民自卫队员刨白薯,忽然从地里刨出个特务来(我已忘了那特务是怎么钻到地下去的了。只记得他是在地下靠吃白薯过日子)。特务想反抗,两个自卫队员就一人一句的唱快板:“我的刀儿闪闪亮,我的枪口放银光。你要还是不投降,坚决把你毙来枪,毙来枪那个毙来枪,哐来令哐一令哐!”大家问他什么是“毙来枪”?他说:“白话就是枪毙。”

朱彤心的兼职工作倒是干得十分出色,两个汽灯六个纱罩和他形影不离。汽灯和他那“铁甲”发出的气味,会熏得同班的人睡不着觉,他因此常常单独一人住在老乡的牛棚上层(苏北有些地方牛棚和猪圈是二层小楼,楼下养猪养牛,楼上放杂物)。队长叫通讯员小江给他当灯光助手。这小江莽里莽撞,打气时碰坏一个纱罩。从此他就再不许小江给灯打气。有次朱彤心在一出戏里演个日本太君,正演到太君向汉奸队长布置机密任务,台上的汽灯忽然冒起了红火苗。小江心想救场如救火,不顾他的禁令,搬个椅子上台来打气。“日本太君”一见马上摆摆手说:“你的不要,开路开路!”他解下洋刀,自己上了椅子,对汉奸队长说:“你的扶着椅子!”他打完气,把椅子拉开,挂上洋刀又接着往下演戏。演汉奸的队员笑得答不上话来,朱彤心却小声说:“工作时间,你严肃一点好不?”

一九四三年冬天,我们住在苏北一个水网地区的小村里,半夜突然来了敌人。大家睡得懵里懵懂爬起来就跑。人们去牛棚上通知朱彤心,那里只有汽灯却没有人。敌人已进了村子,既不能大声喊又不能仔细找,只好抱着汽灯先跑出去。我那年十二岁,本来就跑不动,有个熟识的侦察员又送给我一双日本军队的大皮鞋。那鞋比我的脚要大个一寸多。也许那时就有了崇洋的思想萌芽吧,我穿着它心里美得不行。组长说了我几次,我也没舍得脱下来。这下子糟了。跑起来不光沉得要命,而且带子总开,一开了就绊脚,跑个三、二十步就停下结一回鞋带。那地方沟汊多、树木密,三结两结,我看不到前边人的影子了。先还听得见脚步声,顺脚步声去追却总被河沟挡住去路。最后干脆转了向,转来转去总离不开一条深沟的堤岸边。我精疲力竭,浑身是汗,只好顺堤岸溜到沟里去。坐在沟底连歇气带辨别方向,顺便哭一场。后来有些年,我也想哭过,可怎么挤眼也掉不出泪来了,才体会到能痛快的哭也是一种享受。

我正在享受哭的乐趣,听到了脚步声,赶紧收拾起眼泪,想观察一下来的是什么人。就听劈里啪啦一阵响,从堤上跌下一个人来。我拔腿就跑,沟里的冰冻得还不厚,我那皮鞋底子又硬,一踩上去马上“喀嚓”一声,就是一个水洼。我连着跑几步,“喀嚓”“喀嚓”响了几声,两只脚就全湿透了,冰水扎得我脚生疼。

那跌翻在地的人说话了:“小邓,你别害怕,我是朱彤心。”

我停住脚,问他:“刚才人们找你,你上哪儿去了?”

他说他铺床时把稻穗错当稻草铺在身下了。那楼板矮,又有缝,底下的牛总伸头去拽稻穗,还用舌头舔他的脚。他睡不着,半夜搬到后院草棚里去睡,所以别人没找到他。他被尿憋醒,出去撒尿,听见前街上有人说话,有马喷鼻,说的不是中国话,知道来了鬼子。他去找汽灯,见汽灯已不在了,这才翻后墙跑了出来。可跑得急,把眼镜忘在草棚里了,一路上不是撞在树上就是跌进沟里,这已是第三回进沟。他问我队伍上哪儿去了?我说:“我要知道早就走了,还会在这儿蹲着吗?”他说:“不要紧,咱先看看情况再行动。瞎跑不行,弄不好反会钻进敌人窝里去!”

我俩在沟里坐了一会儿,天麻花亮了,他说:“需要看看村里动静,要是敌人走了,我得回去找眼镜去。”

这沟的堤岸很高,一个人站起来刚到半腰上。他叫我站到他肩上去看。我因为鞋里进了水,这时脱下鞋把脚塞在棉帽子里捂着。这脚一踩上他肩膀,被北风一吹,先就打个寒战。另外,我心里多少也有点害怕。既怕他把我摔下来,又怕敌人看见给我一枪,匆忙看了一眼就赶紧说:“看不见什么,太远了,”就跳下来了。他不死心又叫我扶着墙,他站在我肩膀上去看。我扶墙站好,他一踩上我的肩膀,就压得我浑身直晃。我说:“不行,我挺不住。”他就双手扒住沟沿,两脚悬空又看了足有一分钟,这才松手跳下来。

我问他看见什么了?

他说:“他妈的,没眼镜我啥也看不见。”

这话刚说完,沟岸上有了沙沙的响声。朱彤心抓住我的手,注意听了听说:“不好,有人向我们接近,快走!”

我拎起皮鞋要走,沟上边有人说话了:“别跑,跑也来不及了。”

我俩赶紧贴着沟边卧倒。朱彤心大声问:“什么人?不报番号我开枪了!”

沟上的人说:“要是敌人,早把你那架眼镜的家伙敲掉了!别吓唬人,我知道你没枪!”

来的是通讯员小江。

小江是队长派来联络我们的。队伍已经向海边转移了,叫他找到我们后,马上去海边一个村子找他们,那里距离这儿有四十几里地。

这小江是个漂亮角色。不论环境多艰苦,他的军风纪总是整整齐齐,军装洗得干干净净。现在他还是头紧脚紧,帽子上挂着副战场上捡来的破风镜,小背包打得方方正正,二指宽的背包带把灰军被分成了九个一般大小的方块,中间两个方块中勒着一双黑布面千层底的新鞋。鞋底朝外,为的是放下背包当坐物时,不致脏了被子。

既有了前进目标,就赶紧出发吧。我那双皮鞋却已经冻得梆梆硬,跟朱彤心的棉袄一个颜色了。把脚塞进去,就象塞进两只罐头盒里,又冷又硬,还拖拖拉拉叮叮当当乱响。

朱彤心对小江说:“你把背包上的鞋子解下来,给他穿吧!”

小江把眼睛睁得溜圆说:“咦,讲得轻巧,吃根灯草!这双鞋人家给我三发六五子弹我都没舍得换呢。”

朱彤心说:“不就是一双布鞋吗?再发鞋我还你一双。”

“布鞋?”小江转个身把背包扭向一边,使鞋离朱彤心远一些,“这是直贡呢面子!”

朱彤心说:“那你也给他!”

小江说:“你发什么命令?你又不是我的班长!他走不动我们两人扶他好了!鞋子不能给!”

他们俩就架着我,拖着我走。走了里把路,我的脚磨破了,他俩也冒汗了,都想休息一会。

我们靠一个坟头坐下。朱彤心忽然说:“现在脱离了部队,单独行动,我们得有个班长才行。有个班长才算有组织!”

小江说:“队长不在这里,谁能任命?”

朱彤心说:“没人任命我们选一个!”

小江说:“能选自己不能?”

朱彤心说:“当然可以。”

小江说:“那我选我自己当班长!”

朱彤心说:“我也选我自己!”

我说:“我选朱彤心!”

小江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噘起了嘴。

朱彤心说:“好,少数服从多数,我当班长了。现在我就下命令,战士小江,你把背包上的鞋子给小邓穿!”

小江嘟嘟囔囔地说他军阀主义,可还是无可奈何地把鞋拉了出来,扔给了我。我把布鞋换上,就把皮鞋丢在地上了。

鞋也穿好了,他们也歇够了。朱彤心命令继续前进。小江问我:“大皮鞋你不要了?”

我说:“这一辈子再不穿那败家货了!”

他说:“那我捡着它好了!满好一双皮鞋,要叫鬼子捡去,白便宜了他!”

这次回去,朱彤心对小江解除了禁令,不仅允许他给汽灯打气,还教会他点灯,最后竟把灯光组长的重任交给了小江,自己专门从事写作去了。但他保留了一项权力,每到清除剩油时,他还要去泡一次衣服,条件是演出时他给小江当助手。

那时候,我们那个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还不会说“深入生活”这个词。大家都管下部队采访叫作“搜集材料”。朱彤心头一次采访是在“宿北战役”中到俘虏收容站帮忙。那个收容站在我军第一线部队后边三里处,只有两个保卫干事看着三百多俘虏,临时隐蔽;准备天一黑,敌机一回巢就把俘虏押送到后方去。可天黑之前,敌人一支骑兵突围出水了,冲过我们防线直奔俘虏营而来。俘虏们一见他们的人来了,就立刻群起鼓噪,随着骑兵逃跑。两个保卫干事有枪,一面还击一面后撤,逃了出来。回来就报告说:作家叫敌人抓去了。这事传到宣传队,大家很不安。有人担心朱彤心会牺牲,也有人怕他失节。队长和组长大姐甚至为他有两三天脸色阴郁,既不说笑也不打扑克。谁知过了半个月,我们正行军时,忽然看见朱彤心在路旁一块石头上坐着,手里在耍一根唱京戏的马鞭。大家围了上去,问长问短。他笑嘻嘻敬个礼,拿出封证明信交给队长说:“谁带干粮了,给我一块。我在这等你们等了半夜,饿草鸡了。”

据他说,敌人出水时,他还在忙着给俘虏发给养。两个人管三百多俘虏根本管不过来。天冷,俘虏们身上衣裳薄,就三一群俩一伙钻到老乡的草垛里、牛棚中、犄角旮旯里取暖。他发给养得到处找人。俘虏里有个人是随军剧团唱戏的,带着个十来岁的小孩,皮带上别着个马鞭。他挺可怜那个小孩,发给养时没见到这两人,就端着几个高粱饼子到处找,终于发现他们躲在一个空白薯窖里。他把饼子送下了地窖,除他俩之外,地窖里还有四五个俘虏,也没领到吃食,看见饼子就上来抢。他把那几个人喝退了。他答应出去再替他们找找。他从白薯窖出来,出水的敌人已到了村头,大批的俘虏正乱喊着,要随骑兵一块逃走。有两个广西兵到地窖来招呼他们的老乡,冷不丁看见他冒出头来,就扑上来把他按倒,用绑腿绑了,重把他推下自薯窖,并和他一起下到地窖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