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是世界屋脊、长江与黄河之母——青藏高原。

公元2世纪的青藏高原，和现在的样子大不相同。当时，山峰的高度比现在要低几米，森林覆盖率更高，野生动物更多。但最大的区别是：当时的青藏高原既没有喇嘛，也没有庙宇。在公元4世纪之前，佛教还没有传到这里呢。

严酷的自然环境，锻造出坚韧、勇敢、智慧的居民。至少在5千年前，青藏高原的居民就已经走在了世界文明的前列，活动于青海湖一带的齐家文化更是最早使用青铜器的文化之一。放牧牛羊一直是青藏高原居民的主要经济活动，这个民族也由此得名：羊儿为“羌”，羊女为“姜”，所以大多数羌族人都姓姜。

羌族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大约5千年前，姜姓炎帝率领他的羌族百姓沿黄河东进，与姬姓黄帝率领的南下部落融合，由此形成了炎黄子孙。殷墟甲骨文显示，羌族（羌方）是商朝最强悍的对手之一。最终，在姜子牙的领导下，羌族与周人联合，在牧野歼灭商朝军队，开创了大周800年基业。作为奖赏，多个羌族部落被周王封到东方，形成了齐、申、许、纪等诸侯国。多数周王都迎娶了羌族的姜姓公主为王后，所以每一位周王室成员都有羌族血统。但在西周末年，周幽王因为迷恋褒姒，竟与他的羌族王后离婚。为了惩罚这位不自量力的好色国王，羌族领袖申侯联合犬戎推翻西周，拥立自己的外孙姬宜臼为新的周天子，迁都洛阳，也就是东周的开国之君周平王。

东周建立之后，齐国兴起，逐渐取代了申国的羌族领袖地位。齐桓公姜小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尔后，黄河中下游的羌族逐渐适应了农业生活，与周人、夷人、楚人、秦人等古老民族融合，形成了西汉时期的汉族。但是，他们远在黄河上游的同胞仍然过着几百年之前的游牧生活，而且一度臣服于匈奴，对汉帝国的西北边疆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东汉时期，匈奴虽然衰败，羌族的威胁却越来越大。直到汉桓帝重用“凉州三明”，才抑制住羌族的扩张势头。然而，羌族还远未灭亡，他们与南匈奴、湟水流域的小月氏（湟中义从胡）、河西走廊的休著屠各等草原民族一样，或是在汉军中服役，或是过着和以前一样的游牧生活，人口迅速增长，已经不逊于当地的汉族数量。

公元179年，羌族的征服者段颎在狱中自杀，他的许多老部下因而不再信任东汉政府。5年之后，黄巾暴动的消息传来，这些将士便与他们本应负责防御的游牧民族结成同盟，计划与黄巾军从东西两面夹击汉朝。与张角手下那群毫无军事经验的乌合之众不同，这些人个个身经百战，对汉军的战术了如指掌，并拥有不亚于任何一支汉军的优良装备。未来，他们将攻陷长安和洛阳，在东汉帝国的首都里尽情发泄自己积累多年的仇恨。不过，张角军的迅速崩溃使得这些人只得单独行动，史称“中平羌乱”。

“中平羌乱”的主要领导人——金城人边章、韩遂（字文约，又称韩约）是凉州的两位名士，向来非常仇视宦官。听说何进即将出任大将军，韩遂便到洛阳来，劝他借手握兵权的时机消灭宦官。何进没有同意，韩遂悻悻离去，决定利用自己在凉州的势力，用武力逼迫朝廷就范。

公元179年段颎死亡之后，凉州军阀集团一反他们的老领导亲近宦官的政策，转而积极要求铲除宦官，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宦官们在后方享受荣华富贵，克扣军饷，盘剥将帅，凉州军人对此怀恨已久；其次，宦官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士大夫中间的名声实在太差，与宦官走得太近，给凉州军阀集团的形象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也不利于他们与各地行政单位合作；第三，灵帝中期天下大乱，凉州军阀集团倚仗自身无与伦比的强大兵力，企图夺取帝国中央政权，而掌权的宦官自然就成为他们必须除去的对象了。

然而，凉州军阀集团企图联合反阉党的士大夫消灭宦官，进而控制朝政的野心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并不具备统治国家的能力。凉州军阀集团本身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汉族血统，有些甚至不是黄种人，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不熟悉中原的风俗习惯，难以被广大汉族民众心悦诚服地接受为统治者。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原士大夫比一般老百姓更加看重“华夷大防”，骨子里看不起凉州武士这样的“羌胡杂种”，虽然可以一时联合他们打击共同的敌人宦官，但等宦官一灭，他们必定会设计推翻凉州军阀集团，独掌朝政。这就是此后几年内即将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是袁绍与董卓之间的关系从合作转变为敌对现象的根源。

除了韩遂劝说何进的a计划之外，凉州军阀集团还有b计划，劝说的对象是他们自己的领袖——车骑将军皇甫嵩。当时，皇甫嵩已灭黄巾，手握重兵，威震天下。凉州汉阳郡名士闫忠造访皇甫嵩，以韩信的例子劝他及早清君侧，皇甫嵩也不肯答应。闫忠只好返回凉州，半路上巧遇曾经自称是段颎外孙的武威人贾诩。两人交谈甚欢，闫忠还称赞贾诩“有（张）良、（陈）平之奇。”这位贾诩后来成为凉州军阀集团的主要谋士。“闫”是凉州的大姓，韩遂的女婿——几乎杀死马超的猛将闫行就是金城郡人，与闫忠家乡汉阳郡接壤，两人可能沾亲带故。韩遂与闫忠很早就走到一起，绝非偶然。

公元184年十一月，右中郎将朱儁攻陷太平道黄巾军的最后据点——宛城，第一次黄巾暴动宣告结束。同月，边章、韩遂、闫忠和小月氏酋长北宫伯玉、李文侯等段颎旧部以“讨宦官、清君侧”为名，在北地郡起兵，攻杀护羌校尉泠征、金城太守陈懿，大举东进，在当年年底渡过了黄河。有趣的是，边章、韩遂、闫忠三人都说自己是被羌人劫持的，这种推卸责任的话恐怕连小孩子也骗不了。除此之外，陇西人宋建也自称“河首平汉王”，在黄河上游建国，公然与东汉政权对抗。

公元185年初，东汉帝国又遭遇了一连串自然灾害：正月，瘟疫大起，死者如乱麻；二月，东汉皇宫的主要建筑南宫发生火灾，云台、嘉德、和欢三大殿全部被焚，烈火足足烧了半个月才灭，可见其规模之巨。

南宫被焚毁之后，灵帝便增加了一个全新的业余爱好：建筑学。这位多才多艺的年轻君主亲手规划了一些新式宫殿，可是苦于经费不足，难以付诸实施。十常侍于是建议灵帝提高农业税，每亩增加10钱，用以修建新宫。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在公元2年，西汉帝国拥有“可垦不可垦”（半可垦）地3229万顷，定垦田827万顷，总垦田面积估计接近2千万顷，合20亿亩。东汉时期，江南、辽东和陇西的荒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当地人口剧增。以此估计，灵帝时全国的耕地至少不会低于20亿亩。每亩增加10钱农业税，政府收入就至少多了200亿钱，相当于桓帝时期3年的帝国税收。

和粮食总产量相比，再考虑到灵帝时通货膨胀严重，货币购买力下降了几十倍的因素，每亩加收10钱农业税其实并不算很重。但当时正逢大乱之后，天下饥荒，瘟疫横行，灵帝不减免税收，反而加税，无异于釜底抽薪。各地的耕地情况也非常不同，有些肥沃，有些贫瘠，《尚书·禹贡》里就已经把全国的耕地分为9等。一刀切地每亩加收10钱农业税，势必造成极大的不平等，但这已经是灵帝无暇顾及的了。

显然，灵帝设计的新南宫建造费用远远超过200亿钱，因为他又恢复了以前为兴建“鸿都门学”集资而制订的“卖官鬻爵”制度。而这一次，灵帝再次显示出了超越时代的金融才华。为了能够将官爵多卖些钱，他居然发明了“分期付款”和“零首付”这样的天才方案。每一个被赐予高级职务的官员都必须先到西园问价，在“助军钱”或“修宫钱”这2种欠条中挑一种签字，然后才能走马上任。因为用“分期付款”和“零首付”代替了“一次性付清”，所以官价暴涨：1千万原来足够买到三公，现在却顶多只能买到一个太守，而能够一次性付完全款的人则继续享受原先的价格。与以前临时性的荣誉摊派不同，这次卖官公开逼官员们替政府长期盘剥百姓，等于变相增加税收。

当时，侍中刘陶升任京兆尹，因而欠下西园1千万修宫钱。他拒绝还款，装病不上班。由于刘陶名气大，所以灵帝特批免除他的债务，改任谏议大夫；河内郡有个叫司马直的人，大概是司马懿的亲戚，被朝廷委任为巨鹿太守。灵帝虽然特批给他优惠300万，但司马直仍然请求辞职，朝廷不许，于是悲愤自杀，死前上奏一本，痛批卖官制度。灵帝读了之后也有些感慨，于是暂停征收修宫钱，但很快又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