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大小姐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进来，放在孙中山面前的桌上，微笑说道：“在定都问题没有结果之前，袁世凯也只能拍个电报吓唬一下李帅，可是李帅是能被他吓唬住的人吗？”
“定都？”孙中山看着手里袁世凯的“咸电”，愣愣的出神。
宋大小姐知道孙中山在想什么，他们的麻烦比李想更麻烦。
她轻轻说道：“英国驻南京总领事威勤逊公然向外交总长王宠惠表示，迁都南京是一种‘过分的要求’。有列强的撑腰，袁世凯的态度便凶横起来。致电南京的口气像摊牌，说什么‘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逮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接着又威胁说：‘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袁世凯不能南下就职的理由充满挑衅的味道。特别是‘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军队妥筹接受’一句充满杀气：只要南方有本事将北方的军队一并接受——所谓北方的军队，主体当然是袁世凯的北洋军——他就‘退归田里’去当农民。这等于在提醒先生，如果南方一意孤行，即使袁世凯答应，北洋军也是不会答应的。”
孙中山把“咸电”往桌上一丢，太息一声道：“袁世凯敢于这样说话，是由于他在舆论上占有优势。”
确实，就建都地点问题而言，全国各方主张北京的浩大声势，远非孙中山所能抵抗。
张謇领导的原来宪友会鼓动拥袁党派和势力做袁的后盾，民社、中华民国联合会、国民协会，以及《民立报》、《神州日报》、《时报》、《时事新报》、《大共和日报》等八大社团，联名致电江苏都督庄蕴宽，（程德全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后，庄接任江苏都督），并要求他转告黎元洪、各省都督、谘议局说：“查北都关系外交内政最巨，若舍北取南，帝党有死灰复燃之虑，强敌有乘机侵略之虞。望公电抗议，以全大局。”
章太炎一直以打击孙中山为己任，被张謇一串辍，他在建都之争中，它带头反对建都南京。他以上海光复会总会的名义，分别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和袁世凯，反对民国政府设在南京，要求袁世凯即在北京就职，“以顺舆情”。《大共和日报》事后宣称：“自本报首先发议主张北京，而参议遂倚为后援，南京政府尔有所惮，无复固执，而首都之问题以定。”
江苏都督庄蕴宽实际上是张謇的传声筒，江苏都督府自成立以来，一直掌握在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会的士绅手中。庄蕴宽有了八大团体要他出面抗议孙中山等建都南京的决定，便立即通电全国说：
阅报载大总统咨交参议院全文，……光明磊落，薄海同钦，但附有办法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一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辞职。二项办法，蕴宽期期以为不可。各省代表所议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乃南北未统一以前，今事实既已变更，则前议岂有拘执。至政府地点之应设在南京，与新总统之是否须到南京，当就事实上论之，不可参以主客尔我之见，致起中外猜疑。今姑设为问题数则：一现势上观念，如袁公南来，北方各省能否保持秩序，满蒙等处能无联外人拥幼主以破坏全局之事否？一地点与历史上之观念，披览地图，南京能控制西北各边否？中国古时除洪武一代外，南京有建都之价值否？一外界上之观念，东西各国能不反对迁都否？以鄙见测之，舍北就南种种危险，将使和平解决之共和政体自生荆棘，致启争端，曲直固不必言，利害岂能不计？前见《大共和日报》十三日登有《章太炎致南京参议会书》、《民立报》同日登有空海《建都私议》，业已阐发尽致，太炎谓都南京之毒有五，有八报馆持论鉴定衡平，毫无偏倚，蕴宽南人，岂不以南都力便利，顾以大局所系，自当奉总统府删电转达袁公真电，有极愿南行，祗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等语，自系实情，明者自能鉴之。谨贡所见，以待公决，庄蕴宽叩咸。
庄蕴宽的“咸电”电发表后，安徽都督孙毓筠通电表示：“袁君电称北京秩序不易维持，东北人心未能一致等，尚系实在情形，藉令举足南来，大局必定为牵动，故定都宁、鄂之说，目前决不能行。”
顺直谘议局也通电响应，提出迁都南京之五虑，即：“关东一带现在正忧蠢动，又有外人从中窥伺，风声吃紧，可虑一。京都未靖，倘一摇动，难保不死灰复燃，再生意外之变，可虑二。各国公使对于此事皆喷有烦言，稍一不慎便生交涉，可虑三。庚子乱后与外国使馆订有使馆通路之约，若移南京则江阴、吴淞等炮台，必须撤毁，利害关系甚大，可虑四。蒙藩回藏，正待经画，倘一移则控御失宜，不但于殖民不便，且恐内讧外侮后患方长，可虑五。若就吾国历史上考察，则南不如北尤为彰明较著。”
天津的旅津南十省绅商代表崔文藻、徐铮等十余人，致电孙中山说：“临时政府宜北不宜南，章太炎先生论说极详，兹不复赘。恳乞允临时政府仍设北方，以维大局。如不得请，则拟邀约各省绅商来南京，哀请于大总统之前，必得请而后已。”
对于庄蕴宽反对定都南京的通电，临时政府外交次长魏宸组致电驳斥道：“公为都督，行政中人也，即政府一分子也，对于国家大计，有所陈述，当告之总统或各部长，能行者以中央之命令行之，否则由中央政府交于议会，决定而后行之。断无以一人之意见，经电各部、各省、公人、私人及各报馆，至有类于耸动社会，反对政府，扰乱秩序之理。令中外闻之，将谓我政府何也。且公所提各问题，固易解决，无俟过为研究者。维持秩序，赖有兵力，固与袁之在南在北无关也。控制西北，亦视兵力与政治若何，决不因京城为转移；英于印度，法于安南，美于菲律宾，未闻因京城之远而失也。联外，拥幼主，系公过虑。至全国反对一节尤为大谬。义师一起，商务全消，各国何尝不反对，吾人固未尝先求外人之同意，而后施革命也。”
黄兴也以公开信的方式狂喷庄蕴宽。
又有鄂州革命军以十万革命军人名义联合向孙中山、黄兴通电说：“公等和平解决之苦心又为国人所欺，然以建都问题既经参议院第一次议决而不克实行，则袁公之心路人皆知。公等何必因循从事，希图苟安，坐令北氛逼人，胥我貔貅行见拼命流血换来之民国政府几奄奄无声息，可为痛哭。袁果赞成共和则请速推诚布公毅然南来，若犹眷恋于专制窠穴，负隅思逞，某等誓必提兵北上拼死一战，不血洗二百余年之秽污地不为黄汉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