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鄂州政府力挺孙中山定都南京，南方军队虽然也普遍地存在着主张定都南京的强烈情绪，但在高级将领中的意见反而不一。那南京联军参谋团的浙军司令朱瑞、粤军司令姚雨平、第一军团长柏文蔚、光复军司令李燮和、第七师师长洪承点、江北都督蒋雁行、鄂军代表傅人杰、李正溶等、竟发出通电，主张统一后的临时政府宜设在北京。这通电引起了南京军界内部的争论，黄兴主持的陆军部便下令解散联军参谋团。而参谋团各统将群起不服，拒不执行陆军部的解散命令。

各省的都督、军队的将领，甚至宗教界都呼吁建都北京，其理由综合起来大约是：一、北京是古都，交通、文化和都市规模都已具备，不需要另行花费巨资修建新都；二、北京的地理位置便于控制边疆各省，特别是北方边远的省份，对于国家安全有利；三、大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们还在北京，民国不坐镇于此王朝就有死灰复燃的危险；四、外国在北京的使馆经过多年建设已成规模，如果迁都，必然遭到各国的反对，民国政府还须额外赔偿他们的损失；五、一旦首都迁移，北方军队就有可能生变；六、从中国的历史上看，建都南方大多不如建都北方好，中国人向来有南迁偏安之说。

袁世凯最大的凭借，还有一个就是孙中山等革命领袖都不愿再有战争和流血，人心厌乱，认为清帝已经退位，凡事可以用和平手段达成，因此袁世凯的予智自雄面孔并没有引起反对，只是孙大总统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坚持袁的南来。孙中山把袁世凯南下就职视为防备他背叛民国的一道重要防线，不肯轻意放弃。

孙中山因此表示：国都问题当由国会解决。

按孙中山的想法，他希望将国都继续保留在革命党势力之内的南京，以对袁世凯有所约束。岂料，在用记名投票法表决时，二十八票中有二十票主北京，而南京只有五票，与孙中山的初衷相悖。

孙中山勃然大怒。

本来在参议院中，革命党人占据多数，是完全可以根据孙中山的意见通过建都南京、反对迁都北京的。怎么总是做出令人费解的事？

一开会时，全院委员长李肇甫跑到台上大放厥词，说了一通迁都北京的必要，及直隶议员谷锺秀也表示：“临时政府地点，不如改设北京，意谓临时政府，为全国视听所关，必须所在地势，可以统驭全国，方能使全国完固，且足维系四万万人心，我民国五大民族，从此联合，作为一个大中华民国。前由各省代表，指定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系因当时大江以北，尚属清军范围，不能不将就办理；目今情异势殊，自应相时制宜，移都北方为要。”

反对定都南京的还有不少同盟会员，其中以宋教仁和章太炎为主要代表。

章太炎为建都南京列举了五项害处，其观点不可谓没有道理：中国幅员既广，以本部计，燕京虽偏在北方，以全邦计，燕京则适居中点，东控辽、沈，北制蒙、回，其力足以相及。若徙处金陵，威力必不能及长城以外，其害一也。北方文化已衰，幸有首都，为衣冠所辐辏，足令蒸蒸丕变。若徙处金陵，安于燠地，苦寒之域，必无南土足音，是将北民化为蒙古，其害二也。逊位以后，组织新政府者，当为袁氏，若迫令南来，则北方失所观望。日、露已侵及东三省，而中原又失重镇，必有土崩瓦解之忧，其害三也。清帝尚处颐和园，不逞之徒，思拥旧君以倡乱者，非止一宗社党也。政府在彼，则威灵不远，足以镇制；若徙处南方，是纵虎兕于无人之地，非独乱人利用其名，蒙古诸王，抑或阴相拥戴，是使南北分离，神州幅裂，其害四也。交民巷诸使馆，物力精研，所费巨万，若迫令迁徙，必以重资赔偿，民穷财尽之时，而复靡此巨帑，其害五也。今北方诸议者，咸思改宅天津，其实犹不如仍旧，而况金陵南服偏倚之区，备有五害，其可以为首善之居哉！

孙中山和黄兴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孙中山当即便把宋教仁和李肇甫叫来大骂一顿，并限中午十二时以前必须复议改正过来。

章太炎他们管不住，黄兴只有反驳道：“袁世凯虽然已与清廷脱离关系，但他尚与清帝共处一城。民国政府如果屈就迁都北京，有民军受降之嫌，军队必大鼓噪。且临时政府既立，万不能瞬息取消。因此，在南北统一之政府未立以前，临时政府仍应设在南京。”

但是对参议院的诸位同盟会议员，黄兴就没有这样的好脾气，愤怒声称：“如果参议院不改正，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尽管有人抗议以强制命令推翻参议院已通过的决议违背了共和原则，但复议投票时，有效票为二十七票，其中十九票主张南京，六票主张北京，两票主张武昌。于是参议院回复孙中山，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据说，复议投票时争执激烈，一位同盟会参议员甚至威胁“此案如不获通过，则将身殉会场”。

孙大总统既接到复议决文，自然再电北京，请袁世凯即日南来，并言当特派专使，北上欢迎。

第四百零五章 试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