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君为轻”在非典型奴隶制和非典型封建制结合的专制时代，孟子宣称君为轻，足以让几千年来掌握着相当国家权力的儒家弟子们汗颜。在孟子看来，国家的存在方式都可以讨论、可以变动，而且连周家天子坐不坐天下是最次要的事，那么几千年后，只能直白地说：“谁执政并不重要，谁执政要由公民说了算，谁执政都必须对公民负责，谁也不能自证代表公民，每一个公民都是自己的代表。”

从孟子的逻辑中，不难得出这样两个结论：一、人权大于主权。二、“君为轻”为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理论平台，只是民族问题在现实中和理论上没有解决好，如果清王朝是汉人政权，十九世纪末走向君主立宪，将是中国最佳的选择。

以此推之，孟子的伟大可见一斑。

第716章 三个平等原则

或许有人说，你吕布已经距离皇帝一臂之遥，你要搞什么民主，不是自掘坟墓吗？

不，吕布从二十一世纪来，看惯了专制独裁统治的种种坏处，也受够了专制独裁统治的种种罪恶，他即便想让自己吕家家天下，也绝对不是重复中国那三千年的旧制度，起码是君主立宪制度，起码是民众有权监督官府的制度。

以这种制度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存在来看，非但不会削弱最上层的统治，还会让最上层和最下层联合一起，形成对官僚层次的联合监督，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如果吕布推动得好，也许中国从此就可以避免改朝换代的痛苦。

吕布这些天，沉下心，一直在思考将把中国带往何方？

如果想要做皇帝享乐，李世民的唐朝、赵匡胤的宋朝、朱元璋的明朝，都是可以效仿的对象，但吕布不想那么重复历史的老路。

因为很明显，那样的老路是邪路，是歪路，不是正路，吕布不想让子孙万代继续重复王朝更替的惨剧。

儒家理想中的封建帝国是千家万户依靠人力和畜力、使用铁制农具耕种收割的自耕农，每年向帝国交纳百分之十的赋税；国君通过多层次的官僚代理网和基层的里甲组织征收赋税，征集兵员，保护帝国及其臣民的安全，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维护国君恩赐给各层臣民的相对权利，并向社会提供福利。每个王朝的开始几十年里，都是这样度过的。

可在随后的日子里，现实关系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和规定，偏离所谓的王道和天道，呈现出日渐堕落的总体趋势，并形成人们意料之中又摆脱不掉的王朝循环。这种偏离均衡点的趋势，发源于官僚代理集团对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统治者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农阶级又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集团整体或个体的巧取豪夺，于是就有了潜规则体系对儒家宣扬的均衡体系的替代，就有了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

帝国制度下的农户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他们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鸡吓猴的巨大风险。在这种个体反抗风险远大于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只要能凑合活下去，退缩忍让通常是农户的最佳生存策略。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粗放迟钝的管理，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另外，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导致帝国崩溃的隐患。由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激励压榨程度逐步升级，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

小农经济的分散自给特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对造反集团状态的敬畏决定了统治集团对儒家规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对一盘散沙状态的轻视又导致了鱼肉百姓的潜规则的盛行。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儒家正式秩序实现的程度偏高。承平日久，潜规则在软弱可欺的零散小农的土壤上成长发育，儒家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这个过程的末端，则是循环出现的帝国崩溃和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逐鹿中原的军阀混战。而在争夺天下的混战中，最终获得竞争优势的体系，又势必属于驾轻就熟，无须冒险试验的帝国制度，这是战争效率最高，社会认同最广的制度。于是，帝国制度再一次出现在新一轮王朝循环的开端。

吕布不想重复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的老路，一心一意谋求家天下的万万代，却跟任何独裁统治一样无法长久，顶多维持两百年，短则连二十年都无法维持，吕布不想让自己的子孙万代重复李家、赵家、朱家的命运，他必须要为自己以及子孙万代想出一个可以持续久一些的制度。

吕布的目光放在古今中外各个国度，以他看来，那些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君主们确实据有前瞻的眼光，因为他们直到二十一世纪还保有皇位，而那些拒绝妥协，认为自己能力无边，皇位可以传个千万年的早都灰飞烟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