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睿想了想道：“既然兄长喜欢那篇《爱莲说》，今日便说说着君子，君子之道！”

前几日两人所论，皆是治国安邦之道，李承乾不明白，今日杜睿为何要与他谈论什么君子之道，但是见杜睿面色颇为整肃，也来了兴致，问道：“那依贤弟之见，什么才算是君子之道呢！？”

杜睿言道：“所谓君子之道，始于孔子。然孔子对于君子的论述，不仅限于‘君子’一词，还包含了‘士’、‘仁者’、‘贤者’、‘大人’、‘成人’、‘圣人’等，都与‘君子’相关。如果将这些论述都包括进来，《论语》一书，所论最多的，无疑是关于君子的论述。君子可以说是孔子的人格理想，君子以行仁、行义为己任。当然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须是仁义。君子处事要恰到好处，要做到中庸，人并非天生就是君子，要成为君子，必须加强修养。修养不仅包括内在精神的修养，还包括文、艺的培养。孔子讲君子，主要是从道德品质上立论的。君子由原来意义上的有位之人，演变为孔子心目中的具有理想人格之人。虽然孔子也讲圣人，但是在孔子看来，圣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在孔子看来，君子的反面，即是小人。《论语》中君子、小人对举者甚多。孔子将君子、小人对举，是为了通过对照，彰显君子的品质。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秩序处于混乱状态。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各家各派都在寻求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道家以无为而治为救世之方，墨家以兼爱非攻为平乱之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则认为，要维护社会秩序，必须恢复周王朝所建立的一整套礼仪规范，亦即‘复礼’。如何‘复礼’？孔子感到，单纯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已经不能凑效。因为当时诸侯割据，周天子的威仪已经丧失。于是孔子创造性地以‘仁’释‘礼’，认为‘礼’本是根源于人的仁爱之心，不过是人的仁爱之心的外在表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没有‘仁’，当然不会有什么‘礼’，要复兴‘礼’，当从‘仁’字入手。如果说，‘礼’是孔子思想的出发点，那么，‘仁’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如何行仁？孔子认为，行仁由己。‘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行仁是内于己而发于外的，是一种自觉的无任何外在强迫或利益驱动的行为。就个体而言，如果一个人能够在无外在强迫、无利益驱动下，自觉自愿地实行‘仁’，那么，这样一个人，就是所谓的君子。就此而言，‘仁’是靠君子来落实的。孔子的仁论是要靠君子论来实现的，仁论必然要指向君子论。

孔子曾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子有四不：第一，君子不妄动，动必有道，第二，君子不徒语，语必有理，第三，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第四，君子不虚行，行必有正。以小弟愚见，此所谓君子之道。”

今日杜睿之所以给李承乾讲这些，为的就是能通过这君子之论，规范李承乾的行为，让其真正能做到修身养性，但是一味的学习圣人之言，满口仁义道德，是偏颇，而单是一味的学习治国之道，也是偏颇，杜睿可不想将李承乾教成一个满脑子功利思想，却忘了礼义廉耻的储君，要是真的成了那样的话，不单单是杜睿的失败，估计太宗皇帝也饶不了他。

第二十二章 君子之道（二）

看着杜睿在面前侃侃而谈，大讲君子之道，李承乾怔怔瞧着，问道：“那依贤弟所讲，于当今朝堂之上，唯君子可用？”

杜睿闻言，笑道：“却也不尽然！”

李承乾更是迷惑不解，忙问道：“贤弟方才所言，大是推崇君子之道，而今为何又如此说，愚兄鲁钝，请贤弟赐教！”

杜睿道：“君子重义，而小人重义，兄长不见如今朝堂之上，那些煌煌大言仁义之道者，于治国处，可有何建树？如我大唐君臣皆重义而轻利，又如何北阙突厥，以血渭桥之耻？”

李承乾闻言，更是不解其意，追问道：“那依贤弟之意，朝堂之上岂不是应该重用那些重利的小人了吗？贤弟莫要再为难愚兄了，快将话讲明！”

杜睿见李承乾焦急的样子，笑道：“一国之中，首推君子，而于朝堂之上，则首推能臣，能臣重义，乃是国家大义，亦重利，乃是国家大利，我大唐朝堂之上，如房相，长孙大人皆可称之为能臣，此辈方是我大唐柱石之臣，其余如孔颖达，虞世南，封德彝等辈，教化万民则可，如若依他们所言治国，非出大乱子不可！”

李承乾思虑片刻道：“贤弟所言，闻所未闻，如封德彝大人乃两朝重臣，当世大儒，贤弟对他的评价，未免偏颇了吧！”

杜睿见李承乾居然还如此推崇封德彝，不禁心中苦笑，因为在历史记载当中，正是这个铁杆儿的蜀王李恪派将李承乾推到了罗艺军中做人质，而这位老先生一生所追求的也不过是能让隋帝的血脉登上龙椅，于治国处，唯好大言而已。

想着便说道：“兄长既然说道儒生，可知所谓儒生也分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而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杨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