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

“江佐余。”

“那个京畿晚报的主管？”

“就是他。”

“好。”王安石道。报纸的舆论作用越来越大，均输法是自己发起来的，也要舆论支持。

三人走在路上，郑朗又道：“介甫，君实常劝我，欲速则不达，你也要切记啊。有的不能急，最好与我商议。”

“国家如此，我怎不急吗？”

“不对，夫子说少年可惧，不怕少年穷，就怕少年不努力。国家也是如此，不怕国家困窘，就怕君臣不努力。我来京城，分为两手准备。一为短时迅速救急，乘势将一些弊端改正，二为做长期打算。实际以前就一直在努力了，比如培育良种，大肆开垦，粮食产量就会增加。民以食为天，粮食必须要解决。”

司马光额首，道：“这是我对郑公最敬重的地方。”

“仅是其一，新商税执行了，大家看到一些好处，虽纠纷也是值得的，但有没有想过，一旦工商业更发达，对国家经济会产生多大的良性督进作用？此其二。数家报纸发行，言臣机制恢复，二次保荐制度，自民间到朝堂，皆产生有效的监督机制，官场风气会不会转变？这都是隐形的，看不到的，但长远发展下去，量变产生更大的质变，必对我大宋产生很深远的影响。”郑朗不是表功，也不需要在两个学生面前表功。司马光说他做得激进，王安石抱怨他保守，说一说，三样变化皆是很长远，一是粮食，二是财政，三是官员风气。而且做得很隐蔽，能说保守或者激进？

主要各自太忙碌了，事务多，两制权利加大，司马光同时还要兼管着修通志，王安石是郑朗在中书重的臂膀，平时缺少交流。碰面次数多，但相聚在一起交流时间却很少。因此每次交流，郑朗皆耐心地做他们工作，又道：“介甫，君实，你们知道的，因为有那件事，所以短时朝廷敢用我。终有是一个限度，功劳越大，陛下不忌惮，群臣也会说话，我早迟要退去相职。那么政务交给谁？实际在我心中最理想的模式，就是你们二人团结起来配合，互补长短，即便吕夷简在世，也未必及你们二人联手之功。可你们常常争执，让我如何放得下这颗心？”

王安石与司马光对视一眼，无言。

郑朗也不急，至少这几年内自己不会下去，慢慢来，只要他们二人明白自己良苦用心就行了。还有那个恶梦，党争，多半也不会发生，有争，但不能称为党争。

过了一会，王安石问道：“那么第二个安排呢？”

郑朗答道：“第二个安排乃是一些思想指导，庆历四年战争，涌现许多表现突出的兵士，许多兵士因上了年龄，退出行伍，我打算请一些老兵，将他们散到各个团指挥里，传授一些实战经验，以及自己的体得。”

“这个好。”王安石道。庆历战争已过去二十多年，要么南方有些战争，西北也有，可是规模很小，如今军中多以新兵居多，老兵很少了，上了战场未必靠勇力，还有经验，其重要性不亚于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