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朗道：“介甫，这样，你与君实下值后到我家一叙。”

“好。”

下值后，王安石与司马光来到郑家。

先说西夏，郑朗道：“介甫，我知道你心中不甘心，我也不甘心，泱泱大国，为何一再受到人家的侵犯却不敢言？”

“是啊。”王安石道。

司马光却说道：“郑公，改革未平，最好不要动兵戈。”

“君实，介甫，你们成长道路因为出身原因，一受法家影响，一受名家影响，无妨，张方平，老苏，大苏等人或受兵家，或受杂家，或受释家，或受纵横家的影响，我们以儒家为本，其他诸家中有一些好的想法也可拿来运用，此乃夫子三人同行，必有我师的真义。不断地完善，儒学才能真正成为普世之道。但在吸纳过程中，一定要看全面一点，不能有所偏颇。例如庆历时君子小人之争，何谓君子小人，用君实的话来说，才大过德是谓小人，决不可用。德大过才是谓君子，朝廷才能重用。但当真如此，用君实的理论来分，吕夷简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小人，可他不是一个良吏吗？任何事物走向极致，或极阳，或极阴，皆未必是好事。故汉书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不能不清，但不能清到极致，人不可不察，但不能察到苛琐的地步。介甫受法家影响，故重术道。君实受名家影响，故重人道。我先说人道，君实所谓的理论当真正确？就算正确，何谓德何谓才？一百个人一百个看法，怎能区分？若用这个来看人才看官员，还会产生庆历时君子小人故事。所以我实施了二次保荐法，二次保荐连坐，官员推荐时必会慎重，在未进入真正差官之前，也有了一次勘磨察看的机会。看的是什么？一为有作为，不作为的官员永远不会成为良吏的，二为不贪。庆历时君子小心走向暴戾一端了，顺者就是君子，逆者就是小人，连我也多次成了小人。君实的君子小人太虚了，何谓德才？因此，我给它降低标准，一有为，二为贪，就是好官。既减少不必要的纠纷，而且一旦实施下去，持续几十年后，等到你我垂暮之年时，你们再看官场风气，甚至超过仁宗朝清廉度也未必是梦想。所以看问题一要全面，二要长远，你们可否想过？”

王安石与司马光深思。

没办法，还是要慢慢教导，否则自己一放手之后，这两人还会掀风鼓浪，不作闹出多大的事。

“我再说西北，君实说改革未平，最好不要出兵。什么时候才谓平定？就算将国家旧的弊端铲除，新的弊端又会出来。”

“何来萧规曹随？”司马光问道。

“萧规曹随那是特定的环境，秦汉更替，人口税减不剩三四，旧的贵族消亡，没有耕地危机，没有兼并危机。放在此时就不可以了。再说，萧规曹随，有一个萧规，我朝的萧规在哪里？”

仅一问，司马光就不能回答。

不过这也是郑朗，换作他人，就是不能回答，司马光也可以诡辨。

郑朗又道：“想要国家变好，不但要重视术道，也要重视人道，没有好术，有良吏也不行，没有良吏，有好术执行都会成问题。西北就是术道，不能说国家有了困难，就要软弱，就要被欺负。若此，西夏岂不是比我朝更困难？过软过于苟且偷安，不但造成百姓对朝廷凝聚力下降，长久下去也会影响士气，于是国家会越来越软，越来越受外蕃欺侮。出了问题，就要敢于面对。国家财政仅是一个处理手段的关健所在，我们自己必须抱有一颗强者之心，那怕对手是强大的吴王夫差，迫于危机，不得不暂且求和，但我们自己要卧薪尝胆。况且宋夏之间，若说吴越应当是我们是吴，西夏是越。何必过于软弱。不过也不能穷兵黜武，即便我们有盛唐时强大的武力，战争也要是道义之战。因此，西夏屡屡侵犯，我们必须要反击。可反击也有一个方法，术道也。”

司马光还是无言，虽理念略有些不同，但知道老师的想法，对战争老师态度很理智的，并不是一个好战之辈。而且在军事上，司马光也没有插话之权。王安石却问道：“何术道也？”

“其一，此时士大夫抱着苟和心态的占据上风，不符和反击之道。其二，之所以我不说，唐介背疽而死，一些士大夫弹劾说是你我二人将唐介活活气死的，此时我再发言，招致的批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