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结果相争，又出现一种新的温和说法，苏氏兄弟的均税，均田赋税非是将耕地平均分配，再按照耕地面积征税，而是按现有土地来纳税，不制止兼并，也不是将土地授受给农民。理论有元稹的《均田状》，还有陆贽的奏文，说均田仅是为了均税，田只是税的基础，授田就是保证税收的来源，使国家有稳定的收入。柴荣也赞成陆贽的说法，诏书说普行均定，求适重轻。

其实这三个说法都是错误的。

唐初实施均田制，本义就是均摊田地，使百姓人人皆地可耕，国家有税可征，地是基础是核心，税是地的产物。

但屈于不能得罪天下所有精英，实施了，仅是局部实施。一度府兵的强大，也与这个局部实施有着很大的关系。为国家，应主动地出台各种政策，阻止这种兼并的蔓延，而非是鼓励。

可强行实施均田，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兼并是内核，立国一久，兼并必然大肆泛滥，这也是唐朝局部均田制败坏的原因，不仅是人口增加，一旦国家无多少无主之地分配后，不管人口是否增加，均田制全部成为一纸空文。国家所做的只能诱导。例如让他们看到比田地更大的回报，道德上怦击大肆隐田兼田或者高利贷。在唐朝实现不了，一是商业不发达，二是豪门势力太强盛，连国家都敢藐视，但在宋朝却可以勉强做到，尽管宋朝的官地比唐朝更少。不过终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郑朗也想不出来。

司马光在议定均税之前，将师徒之间的对话写了一篇札子，递到中书，名曰《齐州行知与君实论均税札子》。

无论再腹黑，司马光也不好意思抢郑朗功劳的。

然后议定均税。

郑朗说政令务必要简便，司马光于是先从简便着手，首先就是地，各种各样的地，原来能有上百等耕地，于是按其收成，以及投入一一划分，不问山地、水田，南地北地，河谷平原，坡地垄亩，只看收成与投入，划为十等。

繁有繁的好处，简有简的弊端。繁更细琐，可更明确。简粗陋，会有争议。不过繁只会增加更多的名目。简虽有争议，可易执行，并且给官员留下一定的操作空间，便于处理。便于处理就易于推广。

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才是好猫，首先得捉住这只老鼠。

有了那么一丝功利性的想法，这也是郑朗最希望看到的。

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一些条约，比较温和的条约。最后说国家立事，当先使赏罚分明，事无不成。若遇庸愚之人烦忧败事者，一样论处，则能吏解体，必无成功。伏望察其勤瘁，均税官吏，随其功过，量行惩劝，则后来无不尽力也。

这个庸愚之人烦忧败事，大有深意，苛了不行，软了也不行。

不过面对天下所有豪门大户，司马光与郑朗一样，有意回避了。

但司马光又加了一句，务必以安静有为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