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是治理之策，仅是起阻止泛滥的作用，用之震慑。

可是官员下去查，有的官员严酷，有的官员松懈。还有州与州之间又有不同，例如京城附近诸州，陈州、蔡州、亳州等等，多是权贵人家。隐田名列全国最前面，连郑朗都回避三尺，况且其他官员。

起到良好的阻止作用，可每年都会发生无数起纠纷。

司马光接到这个任命后，面不更色。

这两年除了水利，调解之外，余下的时间师生呆在一起，就是讲国家的制度。

郑朗在上面，在下面，最大的作用是替国家经营，制度却没有怎么碰。怕麻烦。并且反思范仲淹的话，凡事都要为政令简洁上想。

政令只有简洁了，才容易执行。

关于这个均税，郑朗与王安石、司马光也讲过，当然不是方田均税法，而是以各色地等公平的征税。

讲得更复杂。

均税灵感主要来自唐朝的均田制与两税制，均田制其实更早来自北魏，按照劳动力分配给广大农民耕地，但每户劳动力都有生老病死的，因此它在随时变动，这个权利由国家来执行，所以有了永业田与口分田两种田制。

但由于世家豪门把持着大多数耕地资源，自开国之初就执行不力，以至李世民与魏征有一段对话，一度想恢复远古时的井田制，掣肘土地的兼并。到杨炎改革两税制时，则连均田二字都索性不提了。

宋朝开国之初土地仍然没有多大压力，相反，豪门世家湮灭在历史长河里，释放了土地空间，由是不阻止耕地兼并。这为后世讴歌，实际发展到后期因为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掣肘，于是唐朝的均田两税全部翻了出来。

大臣论事喜欢用两个字，故事，也就是故例。

史上司马光未全部保守之前，与刘恕认为均田制是唐朝实际制度，司马光甚至公开称为均田法。这是才开始的司马光，包括在王安石上台之前，司马光态度能算是激进派。

大多数士大夫则不认为唐朝田制乃是均田制，而是口分世业，天宝以后，口分世业因兼并坏之。其中有欧阳修，曾巩，朱熹。朱熹认为唐朝不是均田制，仅是口分世业，均田法其次的办法，近似于井田制。

郑朗与司马光交谈时，司马光还没有自己的想法，但有了刘恕与欧阳修。

为什么要提他们，一个故事，两种态度，有故事，那么在宋朝就能推广，均摊田亩，反对兼并。若是唐朝没有真正实行，这个均田没有故事，缺少理论根据，就不能真正的平均分配给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