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外出雇船运输货物，纯粹是为做生意的商贾，最受不了被耽误时间——每被多扣上一日，就得多付船上雇员、商行伙计食宿等费用，更别说心里同时还得承受的煎熬了。

若是以保存时限较短的物件为货品的商家，更会心急如焚，宁可多付些巧立名目的‘通行费’，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一船货物就此报废。

陆辞在汾州为官时，曾在卷宗中翻见过，曾有一常往返于汾、汴两处、以贩卖新鲜鱼虾的豪商，就是因交‘通行费’时未令人满意，因此受人刁难，被强扣过几回。

等三五天后被放出来时，虽人是毫发无损，但鱼虾却早已死尽，只剩满船腐臭。

几番下来，就生生被折腾得倾家荡产，最后愤而自缢的惨剧。

陆辞不奇怪总有人敢顶风作案，他只纳闷，怎么这伙人宰过往肥羊时那般胆大，都敢宰到他头上了？

莫不是认定了京官返乡时，通常无权干涉地方官的行政这点，才这般有恃无恐么？

陆辞仔细一想，忽就明白其中关窍了。

并非是他们胆大包天，而纯粹是不知情罢了。

他因自己出这趟远门，并非是奉了公职，所以极其低调，雇人也只是通过牙行从渡口雇的，从未宣扬过身份。

他为官身的信息，只在离京时在中书省和御史处留存，并未在公验上标注。

公验上所登记的，唯有他出行的目的，要往何处，途经何地，逗留几日，以及所携的具体人和物等。

因此在这船上的，除了他所带的三名下仆，以及狄青外，并无人知晓他的真实底细，仅能从他所携的满船准备在分密州或是倒卖、或是赠给亲友的商品上，外加所带下人的数目上判断，他家境颇为富贵。

单从他只讲究舒适、而不需奢华的衣着打扮，极轻极俊的年岁相貌，以及船中所载来看……

几乎所有人都会以为，他为哪家豪商富贾家的子弟，且是头回独自出门做生意的，而丝毫不会往他本人就是朝中从三品的大官身上联系。

宰客宰肥也宰生，陆辞乍看是两都占了，自然躲不了被敲诈上一笔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