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就是些听到耳朵长茧的老生常谈吧。

但是，我竟然意外地不感到厌烦。

我抵达镇上的时候，弗朗哥的葬礼已经接近尾声，从远处能看见许多当地居民把小教堂围得水泄不通。敞开的小窗里断断续续传出凄伤动人的手风琴乐声，代替了富贵人家葬礼时的庄重哀乐。

我终究还是没有去听giotto对他兄弟们发表的演说，自认我这种尴尬的身份不配站到受压迫者之中去。我只是以军人的姿势静静立在那座低矮小礼拜堂的对面，在六月明艳的阳光里把自己站成一座肃穆的哥特式尖塔。

不久，礼拜堂吱呀作响的木门打开了，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拖着步子鱼贯而出。戴粗布头巾的女人，扛着劳作工具的男人，还有蓬头垢面、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孩子们，活像一群随风飘飞的稻草杆子上顶着一个个小骷髅头。

在他们之中，只有一个色泽明亮、生气盎然的影子，仿佛一簇欢快跳跃的鲜红火焰——那是giotto的朋友科札特·西蒙，他依旧戴着那顶简朴的贝雷帽，一袭黑衣，胸前的扣眼里插了一支素白的欧石南。他的脸上看不出消沉和悲伤，古希腊雕像一般俊美的面容此时印刻着雕像般坚毅而沉静的神情，紧抿的嘴唇显示出不可磨灭的顽强意志。

活脱脱的反抗者模样。

科札特注意到了我，扬起一只手来打招呼：

“呀，克丽斯。你来迟了点，葬礼已经……”

“不用在意，我也没什么必要在场。”

我握了握他伸出的手——比初次见面时要热情得多，简短地说了些客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