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有不少江南臣僚，尤其是南方土著，通过各种渠道向洛阳致意，即便不明说愿为内应，也委婉地表态，倘若王师渡江，我等必从。好比说贺循之子贺隰，就派人秘密渡江到洛阳来联络刘隗，说我当初在公门下，为公设谋脱难，这事儿您可还记得吗？

——想当初江东之乱，王敦使钱凤为先行，入建康搜捕刁协、刘隗，刁玄亮不免于难，刘大连却靠着门客贺隰的劝说，先跑去吴兴王府上，托庇于吴兴太妃裴氏，这才能够逃脱钱凤的毒手。

贺隰，还有纪瞻之孙纪友等人，那跟裴该也是有过交情的——曾经同游覆舟山，裴该北渡前，还通过他们向几家土著豪贵商借过钱粮。只是如今裴该贵为天子，他们当然不好直接凑上去说：“皇上您还欠着我家的谷子呢。”而只能因贺隰曾献策救刘隗之功，请求刘大连帮忙转奏。

江东士人之所以与洛阳政权暗通款曲，主要是对王敦不满——王茂弘还肯笼络南貉，王处仲却几无此心啊；而即便王导，也只知道拉拢贺循、纪瞻等老一辈而已，于其子弟，并没有太过下心思录用。

在原本历史上，东晋肇建后最显赫的家族是王、庾、谢、桓等，皆为侨客，所谓江南五俊——顾荣、贺循、闵鸿、薛兼、纪瞻——其后人大多止步于州郡之守。尤其琅琊王氏还则罢了，那庾、谢、桓等，在中原时不过二三流门第而已，则东晋政权宁用彼等也不用江南大族子弟，由此可见一斑。

所以贺隰、纪友等辈，全都暗中怂恿家中尊长，说以如今之势，华军迟早渡江，咱们得欲做准备，才能保证家族的安泰啊。终究南貉、北伧，矛盾很深，要不是裴该规复洛阳后，侨客不少北还，估计如吴兴周氏之乱还得多来过几场。南人想自治是不现实的，一定要找个依靠，则从晋还不如归华，对自家可能会更为有利呢。

终究如今侨客的核心就在建康和武昌，如同两柄利剑，悬在南人头上；而若从华，天子或居长安，或居洛阳，即便派北人来治理江南，咱们敷衍和架空起来也比较方便一些吧。

这种情形并不特殊，想当初谯周为什么先做《仇国论》，煽动失败情绪，继而又劝说刘禅投降？就是因为巴蜀土著与荆州士人之间的矛盾太深，即便诸葛亮都无法弥合，等到蒋琬、费祎、董厥、樊建等执政后，更是直接把土著按在地上踩，谯周等辈怎么可能会开心？

同样在东吴，孙氏重用的也皆淮泗人士，彼等与江南土著之间的矛盾，通过暨艳一案便可看得很清楚了。

国家政权核心若在中原，则汝等既可来，我等亦可往，出出进进的，即便因为所居偏远而稍弱一头，终究不会被拉得太远，甚至于时间长了，还可能有胜出的机会。但若主客都蜷缩、拥挤于一地——或巴蜀，或江南——那就只有客谋主地，客夺主权啦，土著对客居者的老家根本伸不过手去；就这一亩三分地，原本全都是我的，如今却要分润于汝，汝却无可予我，那谁肯甘心啊？！

故此裴该对平定江南，信心很足。这不跟淝水之战时候似的，江南政权已经基本上稳固了，即便土著也没几个会认为但从北方，可得显耀机会——秦主身边儿或氐、羌或鲜卑，连外族都封不完呢，啥时候轮到咱们这些读书人了？

不过即便如此，时间也不可能拖得太长，一则于中原地区恢复民生不利——南北资源要能相互流通，才能对双方都有益处——二则也怕再生什么变数，或者南人久望王师不至，终至心寒。因而裴该在命王羲之、庾翼退下之后，便召枢部使、副许柳、郭默，以及新任兵部尚书张敞、侍郎杨清等人前来，商议南征之事。

许柳说：“臣观前书，觉今与晋、吴对峙之时，形势相差不远，乃当从晋武帝之故智，分兵三道以伐江南——即以徐方之军，下于建康；兖、豫之军指向武昌；巴蜀水师沿江而下，夹击逆贼。

“南人孱弱，非我百战精锐的对手，所虑者唯王敦水师也。则若以巴蜀水师相敌，非大造舟船不可。昔晋文（司马昭）于灭蜀前曾云：‘吴地广大而下湿，攻之用功差难，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后，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虢取虞之势也。’其后因受禅等事，及树机能乱于北方，定蜀十七年后方始伐吴。

“于今断不必等待十七年之久，然亦当期以三载，使巴蜀舟船可成，且朝廷积储丰厚。”

郭默闻言不禁笑道：“枢使此言，未免太过持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