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稚恭的策论四平八稳，吏部认为有培养从政的资格，乃进为秘书。至于王逸少，经史方面的成绩比庾翼要强，策论则完全不知所云，因此虽然同入秘书，却任职于著作局，为著作郎。

晋代的著作局很小，只任一名著作郎和八名佐著作郎；华朝的著作局，却在裴该的坚持下，规模扩大了好几倍，以著作监、丞为主副官，下设著作郎、校书郎等近三十人，主要任务除管理典籍外，还要他们重新梳理诸经、诸子，刊刻权威版本出来。

——学术可以讨论，教材则必须是官方的，并且只能有一套！

可是即便如此，著作局亦常感人手不足，希望吏部能够再拨良才。这是因为在原本历史上，五胡之乱绵延百余载，对于传统文化的破坏极其严重，无数典籍因此亡佚；在这条时间线上，裴该原本有机会拯救一批的，却被他作为逃亡的掩护给主动舍弃了……

但终究在他的努力下，大大缩短了北中国动乱的时间，客观上挽救了相当数量的公私文书；而即便那些彻底找不回来的，好在读过的人很多尚且在世，颇能够凭借记忆力补足一部分——只可惜没有蔡琰那种既家学渊源，又博闻强志的奇才了。

因此搜集、整理乃至补足这些文书的工作，就全都落到了著作局头上。根据裴该的估算，我怎么着也能为后世多保全两三成的图书下来吧。

不过王羲之进入著作局后，却并没有参与点校经籍，或者整理图书，整天就忙着抄书了……监、丞等都听李茂约说过，此子虽然年轻，却是卫夫人的高足，又曾受过其父兄的指点，或隶或楷，以及新兴的行书，皆为当世之矫矫者；试之果然，于是便用其所长，把抄书的工作全都堆去了他的案头。

王羲之倒是得其所哉——就当练书法了，难得的工作竟然能跟兴趣如此契合。

前不久，著作局完成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校勘，用郑玄之注，乃命王羲之誊清了，上呈天子预览，请求开版印刷。裴该大致翻了一下，就问：“较卿等前所勘《书》、《易》，字迹清雅峻秀，且自始至终，纯然一体，不知为何人所录啊？”

著作监明确回答道：“新任著作郎王羲之。”顿了一顿，又说：“乃请即将此字付梓，未知陛下允否？”

裴该说允啊，当然允了。暗道将来著作局刊刻推广的这部书——可能还会有别的——必然为万世所追捧，内容暂且不论，那可是“书圣”的亲笔啊！哦，到时候我是不是先问王羲之要部签名本来呢？

拉回来说，裴该这一日召见王羲之和庾翼，希望他们可以作书送往江南，劝说王氏、庾氏等主动归降，以免遭受刀兵之苦。其实在这件事上，裴该内心很矛盾，既希望通过一场摧枯拉朽般的军事行动，把江南的各种残腐势力尽量清扫干净，更便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同时又考虑到兵危战凶，必致横尸遍野、生民涂炭……都是自家人，能不打还是以不打为好吧。

故而即便知道王、庾辈不会那么轻易俯首的——要从华早就从华了，起码可以派人过江来谈条件嘛——仍然叮嘱王羲之和庾翼写信去劝降。然而王、庾二人却皆苦笑着请罪，说：“臣等即于入仕之前，亦常致书父兄，申以大义，望其幡然改悔……惜乎书多不答，即答，亦不过闲叙家常罢了。”

裴该心说什么“申以大义”？多半是“晓以利害”吧。估计没蛋用，首先王敦雄踞武昌，是不肯轻易交卸兵权的，而王敦若不表态，王导也不敢擅降，庾亮更是王导的跟屁虫……

不禁轻叹一声，说：“朕昔在建康，与王茂弘、庾元规等常有来往，虽难免稍稍龃龉，却不意如今天堑相隔，竟成寇仇……彼等不过寄望侥幸，以为江南可守也。然而江南果然可守么？南人暗中向朕纳款者，不知凡几；倒是卿等既在中朝，本是最佳的联络途径，卿父兄却不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