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汉武初执政，外有匈奴之逼，内有诸侯之扰，国用不足，兵戈不强，无奈而止汉初与民休息之政策，聚敛财富，以平内忧外患。其情其景，与今日何其相似？若无孔仅、桑弘羊等为政，他又何能北逐匈奴，南定瓯越，成一大盛世啊？然而匈奴却，复远逐之，瓯越定，复取西南夷，百世之业，一己为之，这才导致国贫民弱，晚年不得不下罪己之诏——是其急功近利之过，并非为政之失也。

“而且孔仅、桑弘羊之政，不是重商，而是由朝廷任商贾之事，盐铁专卖，并且均输。专卖之策，始于管仲，能使齐国富强，岂非善政？均输之策，齐劳役而便贡赋，有便于民，有利于国，也非恶政。唯武帝急于求成，颁算缗、告缗之令，使中产以上，大抵破家，此抑商也，非重商也。”

隗瑾还打算说什么，裴该摆摆手，阻止他继续发言，说道：“算缗当为古有——岂有因商致富而不纳贡赋于朝廷之理啊？唯武帝重其税，二缗抽一算……”

缗是货币单位，相当于后世的“贯”，二缗就是两千钱，而一算，历代说法不同，有说指一百二十钱，有说指二百钱。裴该笼统言之，其实汉武帝的“算缗令”，是要工商业主和高利贷者二缗出一算，对于小手工业者则是四缗出一算，此外私人拥有的车船，也要按数量、尺寸抽算。

“是以富户皆隐匿其财，导致‘告缗令’出，隐财者戍边，告发者可得其半，于是告密之风大行，商贾之家多破。这是涸泽而渔之策，短期内可聚敛大笔财富，却不利于商业之繁荣。若商不兴，如树木无叶，岂能长活啊？

“我今财用虽不足，却不重商税，且使商贾于流通时得利始征，无利不征，前此聚敛之财，也不强取……”

裴该这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私有财产的安全，而不象汉武帝似的，因财征税，也不管你这财产是好来的，是坏来的，是短期聚敛的，还是数代积聚的，全都一刀切，那自然会引发无穷的阻力。而且这也使得工商业者不敢扩大生产规模，所得利润宁肯吃穿浪费掉，更不肯置换成车、船等运输工具。

“如此一来，有若农赋，丰年不加，平年不减，歉年可免，人乃乐于经商、作工，而其获利厚，国家赋税也丰，公私两便。且我与商者官，仍使为商，与工人官，仍使作工，不使牧民，又何来刻剥百姓之虞啊？”

当然啦，这只是目前的状况，裴该是很想找机会把一两名成功的商人安插进自己幕府中去，专门负责制定商业政策的，就好比汉武帝朝的孔仅、桑弘羊等人那样。但他也知道时机未到，光给工商业者空头吏职，就已经引发很大的阻力了，他又不是汉武帝那样一言九鼎的皇帝，还不可能彻底改变哪怕只是一两名工商业者的地位。

再者说了，武帝时儒家才刚抬头，还没能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直到汉宣帝，都还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呢，如今可是经汉元、新莽、光武等数十代的哄抬，儒学已成主流，轻易摇撼不得了。

裴该说了一大套话，终归是需要喘口气的，隗瑾这才得以插进话去，说：“商贾之利甚厚，若不加以抑制，反而重视，诚恐农人皆将释耒耜而逐商利，难免摇动根本……”

裴该笑问道：“卿以为，商贾之利几倍？”

这个问题笼统得有点儿没道理，隗瑾因此愣了一下，裴该趁机就说了：“耕田之利十倍，商贾之利百倍，立主定国之利则无数倍，难道农夫都将释其耒耜，商贾都将倾其珠玉，去立主定国不成吗？”

这几倍几倍的说法，原本出自吕不韦，他这么跟自家老爹一商量，立主定国之利无数倍啊，当即就跑去扶持子楚了——裴该的意思，象吕不韦这样的商人，世间能有几个？

“非其不知利厚也，但利益愈厚，风险便愈大，普通农夫，安能为之？人之秉赋有差，所适合之业不同，即我重商，亦不轻农，何至于望风而转业啊？固然，人往往惯见成功，而不见失败，若乡里有因商致富者，总会尝试仿效，然而，若守吏不能察知其情，筹谋对策，或及时禀报朝廷，还要守吏何用？朝廷置吏牧民，难道是仅仅要他们收取贡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