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该确实打算以关中沃野，供养十万虎贲之师。

其次以士人流亡、迁徙过多，各郡国中正亦多缺额为辞，暂停中正品评，恢复汉代的荐举制度，要求各郡国守相岁举孝子、廉吏、博学、鸿才，总额二十，各军帅、佐、司马岁举勇锐、知兵，总额十人，均公车送至长安备考。裴该把后世科举制度的某些条文硬性塞入，凡人才均须分科目笔试（勇锐尚须试弓马）、面试，不问出身，但看才学，通过者始有为将、为吏的资格。

其三，丈量田土，核查隐户，杜绝逾制。此前趁着动乱，很多豪门大族往往多占田亩，逼佃为奴，如今要求他们把逾制的奴婢放为平民，把逾制的田地归还官府——只是过去为了屯田答应商借的，暂不没收，以免有朝令夕改之嫌。

至于家宅、服装、车马等逾制之事，裴该则一概不论。对那些有钱且肯消费的人，不论身份、地位，只要你别戴着梁冠、伪造印绶出门，哪怕自己跟家里穿戴起来显摆过瘾，一切随便。这算是给很多豪门留了面子，作为限田、限奴的补偿。

当然啦，最为拥戴这条新政的，还得说是此前毫无社会地位的商贾。而对商业，裴该唯定盐、铁专卖，粮食限价，其余商品可以任意流通，收取交易税十分之一，各地都不许私设关卡额外征收。

再悬榜以召擅长农田、水利、畜牧、机械、医药等诸技的人才，不论前为工、商还是农人，不分晋、戎，一旦试用有效，便即授予九品职禄，供奉长安。作为“立木赏金”的表率，首先得授为吏的，正是那位吴地商人郁翎。此前郁翎奉命前往梁州购粮，果然陆陆续续运了上万斛粮谷返回长安来，裴该乃以官品为酬，并赐锦袍。

他还生怕商贾们害怕政策很快会变，不敢逾越国家制度，所以啊——郁子羽你先把这件锦袍给我穿起来招摇过市吧。

在《晋律》之外，由裴嶷主持，另外编订《长安行台诸事补阙》，对于某些条文加以修改，并且要求各地守相、长吏，断案根据都要先与《补阙》相合。

这种种政策，自然会遭到来自下属的各种谏阻——甚至于裴嶷——对此裴该不厌其烦地加以开导、譬解，说如今关中兵燹初息，正当用人之际，我这才不问门第、出身，广泛招纳人才。当然啦，你们也别担心，我本身是世家出身，不可能过于倾向寒门的。他还拿曹操作比：“昔魏武数颁《唯才是举令》，不问细过，但观才能，待北方初定，始用‘九品中正’，正此意也。”

意思是，我这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暂时出台的临时性举措，等到天下——起码关西——太平了，自然要改回旧制，九品中正也必然恢复。

——当然了，到时候是否恢复，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即便我今天口头承诺了，将来也可以当做放那么一种不文的气体。

裴嶷担心裴该的步子迈得太大，将会受到世家的抵制，导致政令难以畅行，对此裴该的解释是：“时不我待，且今日若不行新政，异日恐更将为难……”

“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给正在蓬勃兴起的世家大族以沉重一击，此后他们只能侨居江南去占田养奴，发展庄园经济。而在北方，残存的世族被迫与新兴胡汉军阀联手，相互妥协，以求共存，一直到北魏时期都不能算真正兴旺起来——比起江南世家，屁也不是。

隋和唐初的短暂和平局面，国家政策从武功日益转向文治，本来给了这些世家以重振的机会。可惜时移事易，新朝不再需要傍着世族来稳固统治，于是到了武周前后，世家政治终于彻底让位于官僚政治。

所以裴该觉得，关西的世族势力本来就单薄，再经兵燹，如今正是他们最虚弱的时候，况且自己一举而平定全雍，颇炫耀了一番赫赫武功，则若不趁此时机更制，等到关西世族缓过劲儿来再动手，阻力必然更大。

裴嶷颇以裴该所言为然——他虽然同样出身世家，且并无背离本身阶层的意愿，但世家也不是铁板一块啊，别家衰败关我屁事，只要我裴氏牢固不摇就成了呗——为此经日筹谋对策。最终在反复考虑之后，前来建议裴该：“昔王莽托古改制，其法虽荒谬，亦颇蛊惑当时；则今文约欲更旧制，亦当有所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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