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的这话倒是没人反驳。也确实有点求全责备了。

听到的官家问话：国朝一年有多少新生儿？各州府郡县新生儿又有何差异？国朝去岁的耕田多少？开荒多少？分别是在那些州府？种植那些作物？亩产多少？国朝五谷种植的比例，各州府郡县又有什么差异？

我的天呀！他们这些内阁也算是能吏了，可即便是他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也一样是一问三不知。

官员的考评，开宝九年制定的官吏考核标准，即：政绩尤异者为上，恪居官次、职务粗治者为中，临事驰慢、所莅无状者为下。

也就是说，确乎有突出政绩的，可评为优秀；谨慎治理官事，能大致履行职责的，可算为中等；做事拖拉，应付了事的，则为下等。

这些考核标准重在对慢作为、乱行政的严格约束，强调的是官吏政绩。

景德元年，在原来考核内容的基础上，加大了廉洁自律的比重，即：公勤廉干，文武可取，利益于国，惠及于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声者为次；畏懦而贪，漫公不治，赃状未露，滥声颇彰者为下。

天禧元年，朝廷下诏：及三岁，不限中外职任，但非曾犯入已赃，令审官院磨勘以闻，当议迁陟”。

为了保证实现绩效考核目标，还细化了考核内容，制定了配套律令，如《宋建隆重详定刑统》《吏部七司法》《景定吏部条例》《减展磨勘律》《守令四善四罪》等，对请销假、值班、从驾稽违、公事稽程、请求公事、枉法赃、受所监临赃等皆作出了明确规定。

先帝时期，地方官任内赋税增减成为考核其经济政绩的一个重要内容。

对诸路监的考核，重在五个方面，即举荐贤才、案劾贪谬、实户口、财用充足、兴利除害。

国朝开朝百年间，对于官员的考评，也确实在改进，但像官家这般事无巨细的内容，真心有些吹毛求疵了。

由于现在官家还没有拿出样本，内阁大臣虽然有些想法，也只是私下里说说。

但是，对于朝廷各衙门的主副官，可就是大难了。被召见过的，不得不每天钻古纸堆里，历年各州府郡县的奏报中，摘录一些内容，以求能从这些奏报中，找到官家需要的奏对内容。

至于那些还没被召见的，则是相互打听着，也忙不迭的开始专注于政务了。不仅仅是主副官，就是那些衙门的吏员，也是一肚子苦水。

赵曦真训斥了吗？其实没有。他也知道这时代不重视数据统计，朝廷各衙门官员也不会重视数据。

可是被官家召见奏对，出现一问三不知的情形，官家就是没训斥，也让这些臣工自觉惭愧。

“也不能说管理求全责备，看讲武堂、国营寺、市易寺和工坊城的有对摘录，这样的奏报，确实可让人一目了然。”

“比如工坊城，从工坊城的人口数、工匠数、商户数、家眷数、新生儿、丁口数，没一项不清楚的。并且，还详细说明了接下来的每年可能递增的数量，也注明了工坊城各行各业的丁口比例。”

“至于作坊数、每月每年作坊出产的成品数、新工艺创新数等等，均罗列的清清楚楚。军备一项，若不是朝廷需要保密，一样会用奏报的形式让朝廷清楚明白。”

“既然工坊城能做到如此详细，为何其他衙门不行？安石曾任职群牧司，到任之后，就详细对国朝的牲畜马羊有过调查。”

“理政者，若想要有的放矢，就应该对所治之政务做到充分熟悉了解！我以为，官家之为甚好！”

王安石的话，真代表不了大多数朝臣，却最真正领会了官家的意图。

“不一样！谁都知道，工坊城的基础是原来的讲武堂作坊，也就是由官家理念贯彻最彻底的部门。工坊城的奏报能符合官家的要求这不足为凭。岂能以此为标准要求朝廷各衙门？”

这一次，陈升之也反驳王安石了。话说，这一次官家确实有点苛刻了。

别说是朝廷的六部九卿衙门，就是地方州府郡县的主官，也未必能做到这点。

“为何不能相提并论？同为国朝衙门，难不成还分三六九等？市易寺的吕吉甫，并非出自工坊城，奏对的记录也一样符合官家要求。”

“之所以朝廷各衙门被官家训斥，关键还是臣工们没有沉下心去理政！”

王安石不好意思夸自己，其实他作为前三司使主官，也被官家召见奏对了，一样符合官家的有对要求。

这根本就不是理由！从内监传到内阁的诸多奏对，文彦博作为枢密院的主官奏对，虽然不算完美，也凑合满足官家的要求。

不思政务，反倒成理由了！恐怕这些臣工对汴梁娇娘的熟悉，对每年花魁的熟悉，甚至对大宋蹴鞠赛事的熟悉，要比他们所在的衙门更详尽。

尸位素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