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我有一点不明白。既然老师一直言称‘教育为立国之本’，为何会谢绝了创办中学？能够育人子弟，不是正是老师一直希望的吗？”

“为师只是谢绝了创办中学。可没说不办教育啊。确实，为师一生所谋都，无他，唯教育尔，为师得你相助，任清河书院山长，于此可将一生所学，倾囊相授，而书院亦办有蒙学，可为少儿启蒙，待其成材后，可考取功名，亦可入书院就读，如此，又岂需要办立中学？毕竟，成仁必不想办专读八股文章的中学。”

意味深长的看了朱明忠一眼，朱之瑜之所以谢绝办中学。最简单的原因是因为，那个中学完全不同于他的想象。

“中学所学者，自然不是圣人学问。”

朱明忠并没有掩饰他的想法，中学不会教授圣人学问，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他的设想，未来的中学应该是后世中学与大专的混和。

“老师，能考取功名的并不多，我大明重开科举近三百年，所取举人不过十万余人（1），而取秀才者，却不下百万，而今时之世，乡间童生何止数百万？而识字者，更是不下千万。”

过去，朱明忠虽然专注于实学教育，但却对明朝的教育并不怎么了解，但选择作为未来中国发展的突破口后，朱明忠却发现明朝的教育普及性却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与后世的人们以为明清时中国遍地文盲不同，遍地文盲识字率不到5的是“我鞑清”。反观明朝，却是中国古代教育最为活跃的时代，而作为代表的社学，这种较有特色的一种私立教学机构，在明代得以大力发展。明朝对社学的入学年龄规定：“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即1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参加，入学时也不需要考试，招生数额也没有限制，凡是愿意读书的，都可以来参加。不过有些地区对儿童入学会采取强制性措施，如规定：“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也就是带有强迫性质。

而且明代社学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私学的官学化，也就是社学教师的选择权掌握在政府手中，社师的任免要由政府操办，而不是听任民众自行推举或择请。社学的教学内容被严格纳入正统教育的轨道，而且，政府在行政上有对社学进行监督的权力和职责。

也正因为两百年间社学的推广，在明代大抵上市井百姓皆能识字，不少人能粗通文墨，这同样也是明代小说话本流行的根本原因——百姓识字。而反观到了“我鞑清”，明代争奇斗艳的小说非但在文字狱下成为了过去，就连识字率也在不断的倒退。

这种倒退甚至可以在忠义军中有充分的体现，在忠义军中年龄在30岁左右的，大抵上都识字，甚至不少人粗通文墨，反观那些二十岁左右的，大抵上也就是只能认得自己的名字或者能认识三字经上的一些字。满清奴役下不十五年的文明倒退严重程度，远超过朱明忠的想象。

不过现在，江北、江南等地的社学正在缓慢的复苏，毕竟地方为官者，作为读书人他们皆愿意推动社学的建设。也正因如此，朱明忠才会将重点转移到中学，毕竟，在这个时代，中国所欠缺的正是中学教育，而不是接近于小学的社学，毕竟，小学的目标，基本上就是让百姓识字。

“而相比每科所取举人不过区区数千人，所取秀才者亦不过数万人，这些人或许精通八股文章、策论，但是却不能满足当下的需要，老师，如忠义军中，陆师中，官佐需精通算术方才能测定距离，操纵火炮，于海师之中，亦需要观测星相，而于民间工厂之中，亦需要大量人才，这些人才从何处来？”

看着朱之瑜，朱明忠继续说道。

“所以，学生才意欲创办中学，教育人才以补充民间所需，至于圣人文章……既然社学里已经学个差不多了，那自然也就不必再学了。”

甚至国语、语文之类的课程都不需要开设，朱明忠曾接触了军中的一些读书多年社学的“童生”，他们国学造诣之高，远超过后世的高中生，毕竟，他们当时的目标是为了考取功名，尽管他们之中的大部分，穷尽一生仍然考不上科举制度台阶中最低的级别——秀才。

相比于后世的高中生，甚至大学生来说，他们的“语文知识”水平远高于后世的大学生，甚至寻常古文学的本科生也不见得能与之相比。既然这些人学会的“语文”已经够用了，那在中学里，自然也就无需再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