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连里的气氛有点诡异，时不时能看到有人在一起小心地议论。果然，一天晚上，下工回来，在晚上全连的政治学习会上，新来的副指导员，在会上大声的宣读师部的命令，说是隐藏在知青中的坏份子，阴谋抵毁党中央开发北大荒的英明主张，与人民为敌，破坏“上山下乡”的正确决策，挖社会主义墙脚，连部决定追查到底，广大知青各排要认真自查，挖出坏份子。

新来的副指导员原叫徐小平，是北京曾经是某大名鼎鼎红卫兵组织的骨干，是个政治投机份子。看见领袖给宋斌斌改了一个宋要武的名字，实在坐不住了，别人不改尚可，这小平不改可不行，急忙到派出所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徐东彪。过了几年，副统帅摔死在温都尔汗，东彪名字涉嫌效忠反党野心家，徐东彪又拿着户口本到派出所改成了徐学青，表示要向“文革旗手”学习。他不知道的是，过几年他的名字又得改。徐学青在知青中的名生极不好，据说他是在别的地方因为个人作风问题，不过后台比较硬，只是被发配到五连的。来到五连，动辄上纲上线，知青们背后都管他叫“徐阎王”。

李思明意识到自己写的那份报告起作用了，只不过起着它不应该的作用，也没有太在意，要查就查去吧。可是后来的事件的发展让李思明意识事情的严重性。

这个事件让徐学青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可以确立自己权威的机会。徐学青先是对照材料上的笔迹，仔细查找一番，得出与师部相同结论是用左手书写的，他没有办法找出写手。于是，他以党支部的名义下了一个荒唐的决定，所有的知青相相互揭发，而且每个排必须找出两个“黑份子”。指导员和连长也无法阻止，据说他的后台比较硬。

这下整个连长像炸了的油锅一样，人人自危，相互差台揭发的不少，而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可倒霉了，因为他们是最好的靶子，是最有可能“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

农工一排作为五连的一部份，当然也要“推选”出两位“黑份子”，排长赵山河有点为难，全排知青中，出身不好的只有宁卫东一人，而其他知青都是“又红又专”有阶级觉悟的大好青年，这另外一个名额可不好选，选谁都不好，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又都是知根知底的。

在排政治学习会上，赵山河索性将难题抛开，让大家讨论，“我将问题摊开，到时选上谁不能怨我。”赵山河这样想的。

底下一片沉默，谁愿意当那个典型啊。政治上有污点，在那年头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问题交待不清楚，就得夹着尾巴做人，上学、入党、提干、参军或者好的工作环境那就别想了，令人恐惧的要属批斗会了，生理人、精神上的折磨可以把人弄得死去活来，如同行尸走肉。

李思明现在非常后悔，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引起这么大的政治事件，这是他未想到的，真是幼稚啊，来到这个时代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将政治当作一回事，这么多无辜的人因为自己而受到牵连。

“排长，这个，我看我们排的同志，都是好样的，在政治上能与中央保持一致，在批林反修的道路上都能坚定地和中央文件精神站在一起。”李思明在政治学习会上，从不主动发言，但是今天他不得不站出来，他现在只能做他所能做到的，他不想更多人因为自己而受到牵连，“但是，个别人在政治学习上不够集中注意力，明显是立场不够坚定，这是危险的，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应该让这样的同志接受批判和改造。”

李思明的话，让底下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声音。有的人长出了一口气，谁政治学习不集中注意力，分明是李思明自己嘛；有的人心里非常佩服，佩服李思明主动提出补这个名额；而剩下的人如徐大帅、张华、袁候等人，却是真心实意地为他担心。李思明用眼神制止了他们的求情，这件事情他必须承担起来。

当天晚上，李思明没有理徐华他们的善意的规劝，倒头便睡。

第二天早晨，黑板报上贴出各排“推选”出来的12个人的大字报。不管别人指指点点和鄙视的眼神，李思明“饶有兴趣”的浏览着自己的大字板，挺起胸膛下地去了。晚上在全连“反修批林批孔”大会上，李思明和其他12人被“押”上台前，李思明觉得情景有点像在后世电视新闻上看到的犯罪份子公审大会一般，只不过自己的脖上挂职着一块十几斤重的拖拉机链轨板，还必须弯着腰成90度，细铁丝勒在脖子上，很快就见血。

批判的材料五花八门，有小的一粒粮食，大到反修反美世界大战。而事件的起因，人们早已忘记，没有人关心那份报告是到底是谁写的。

其他几人都苦丧着脸，忍受着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一付天塌下来的样子，李思明看着底下义愤填膺的知青，大脑却在神游，这是他在政治学习的时候养成的习惯，奇怪地是，一到政治学习的时候，大脑就似乎不受他的控制，连自己在被批斗也一样。而底下赵山河等人却在暗暗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