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盖这保正是从八品，与税务官、司法官等同，乡官的副手则是九品正副。

但从九品乡下依旧有小吏，在后世这就是股级干部手下的兵，在前朝就是汉代那些斗食少史。

陆谦按照后世的官吏，县令附郭升一阶，州府一级，都城又是一级，他整个治下官职最高的县令就是益都县令，为正六品。

州官为六品，府一级的为五品，物以稀为贵么。日后再向上会有省，正印官为三品。此品阶等同六部尚书，只是后者还有入内阁，提升一阶，为从二品。次辅是正二品，首辅为从一品，正一品为虚职，只留给告老。【武官另外介绍】

小吏虽然也是吃官粮，做的好一样可升官，陆谦这里并无什么官吏区分。但如此职位必然不被‘雄心壮志’之人看得起。大学学子要步入官场最少也当参加本州府省府主持的公试，优异者便可自九品做起。

当然，制度上是这么一说，但陆谦现下才不会放权给地方州府。

也所以，他手下的礼部要比后世明清时候的礼部更加繁忙，任务也更加沉重。

地方官府有开‘公试’之权限，只要上报，且规矩符合——空缺官位之多寡、与上一次公试隔期年数是多少，上头就不能阻拦，就要派出学官体查巡视，无形中工作量就大了许多，自然的份量也就重了许多。

国子监的设立还不明显，可州府大学的设立，实质上便是掘断了各地私学的根源。本来齐鲁士林还以为所谓的‘大学’便是宋朝的府学，谁知道陆谦给了官学如此大好处。那大学内的学子是可以直接参加公试。而每当上面开科考，国子监监生能直接报名，各地的州府大学也有一定比例的直进名额，余者也还可以参与公考。

所谓的公考便就是“举子之考”。宋代是没有“举人”这个功名的，也没有“秀才”这一说，这点与明清大大不同。

众所周知，明清科举有县府院（道）三试、乡试、会试、殿试共四个大级别，有童生、秀才、举人、贡士、进士共五个级别的读书人。其中，童生虽然不是正式的功名（未进学），但是也要县府两试通过才能取得这一身份，在社会上也可以自称“学生”、见官不跪了。

而宋朝的科举只有解试（州府主持）、省试（礼部主持，相当于会试）、殿试三个级别，凡是符合条件的人都可以去参加宋代科举的第一级考试——解试，这与明清有着很大不同——在明清要事先通过县府院三试取得“秀才”功名才能参加乡试。所以，在宋朝是没有“童生”、“秀才”这两种级别的读书人的，或者说，任何没有功名的读书人都可被称为秀才。

解试通过就是举人，可以参加省试。但是如果省试没有考中，下科还得从解试考起。也就是说，在宋朝，“举人”这种功名是一次性的，正常情况下保有期为一届三年。而不是说你做了一次举人，就能一次次的参加科考了。

陆谦觉得这法子很好。完全是照抄了来。

如此是多么大的优势啊？等于说州府大学的学子，同等情况下有两尺考举人的机会，这是县里的官学以及各地私学完全无法媲美。而比较起来，官学升入大学更为建议，这就好比后世各大名校的附属中小学。陆谦没有直接砸了那些名老宿儒的招牌，实则更加恶毒也。

中国人于做官上的热情，根本不是所谓的道义、师生情谊、大义啥的可以阻拦的。尤其是在陆谦的声势蒸蒸日上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