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天下此时的君主看来，似乎自己就是天选的“公共意志承载者”。

适明白，太过激进的东西，现在讲出来只会让局面失控：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所引出的尚贤，可以讲，因为至少君主听。但墨家内部的另外一些道理，在宴席上就没办法讲了。

正如几十年后孟轲见梁惠王，对方开口便问“将有以利吾国乎”一样，大国的君主和他们讲儒生的“仁义”，是完全讲不通的，他们也不会有丝毫的兴趣。

如今只是宴席，可以说一些空泛而广阔的话。

适便道：“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

“当年巨子先学承桑氏，游说郢都，止攻宋，却不被听从。后来好在墨家尚有三百弟子，皆有扈氏之勇壮，最终说服了惠王不攻宋。”

“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所以欲决胜，必先和于国。和于国，必先利于民。既利于民，便可称之为利于天下。”

适又道：“战争是朝堂的延续。政令不和，民众不利，又怎么可以获胜呢？郑小国也，子产变革，驷子阳承其政，于是去岁夺楚武阳。这是不可不察的。”

“商丘一战，宋都险些内乱，也正是因为民众的利益受到了侵犯，所以不原去守城。”

“如果王上能够清明政治，使民得利，远胜于昔，民众又怎么愿意接受三晋的统治呢？”

这些宽泛的话，并未引起贵族的反驳。

楚王却听出了其中的意思，很明显是在告诉楚王要变革。

然而，怎么变革，必然是不能在宴会上说的。

于是楚王收住话头，称赞道：“是这样的道理。若是以往听到这样的道理，我定要鸣钟为贺。只是墨家非乐节用，想来这些礼乐也就不需要鸣奏。在我等听来悦耳，在你们听来都是民脂民膏耗费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