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权利是微妙的东西，官面上来说，绝对不会鼓励行商，商贾贱业并非真的就是如何如何下贱。而是于帝国而言，绑定在土地上的农民，更加容易管理，整个帝国的社会环境，也就更加安定。

“重农抑商”的本质，还是社会资源由谁来分配，且如何分配的问题。

老张好不容易把人带沟里去，自然是乐见孙家老哥帮忙再飙一段车。

孙师兄把这么个玩意成文成法，虽然只是地方规章，可这是很有标志性的东西。这等于是告诉天下，武汉对商业是鼓励的是支持的，对那些个有些小憋屈的二等废柴们而言，自然而然地就有倾向性。

用脚投票么，想要让皇帝说鼓励商业，那是万万不可的。就算要这么干，也得拐弯抹角，披上这样那样的马甲，比如“皇商”，比如“怀化校尉”之类。

都是啪啪啪，但带套还是不带套，还是有区别的，哪怕区别很小，至少心理上的区别很大……

而且武汉并没有明文规定，说要支持商贾如何如何，只说唐人可自行通商。

这里面的意思可以有很多种解读，但有一点，只说唐人没说胡人，在李皇帝那里，也是挑不出大错的。至于自行通商，行脚商也是自行，扬州大户百船过江也是自行。通往武汉行商是通商，武汉外出也是通商。

反正只要李董没直接嘴炮说这特么违反了帝国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那最终解释权归武汉所有。

孙家老哥表示这种业务在大理寺都玩了不知道多少年了，刑部批复改个字就能让案子颠倒乾坤的时代，不过是基本操作。

针对商贸自由的权利，还有一个非常不起眼但其实很嚣张的一条。

因为大量的新式生产设备、工业手工业装备都诞生在武汉，这就使得武汉的标准成为了新兴行业的行业标准，而外地的“山寨货”，不可能真的就照着标准来，而是自己怎么习惯怎么来。

孙师兄干的事情，就是把“统一标准”，落实成了文法。

轨距是多少宽，钟表是多少刻度……武汉的商业贸易都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共同认可的标准，一切货物的生产和交易，都是基于这个“武汉标准”来操作。

要是随便乱搞，民部头一个要和武汉打嘴仗，然而很多装备、设备、商品都是武汉先发，这就使得这些标准都不得不“约定成俗”照着武汉的“惯例”来。

至于旧时斤两，该怎么转换就怎么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