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商贾划定市籍和专门的居住区域，让他们穿白衣作为标志，不经允许不得外出，严禁衣丝乘车，子孙不得为官吏，地位只比刑徒奴隶高一点。

大秦立国的基础，农民和军功地主们，顿时就觉得舒服了。

农民指着那些卑贱的商贾对子弟说，切勿为贾，与彼辈相比，吾等还有何不能满足？他们的出路，便只剩下作战种地。

军功地主则享受政治、经济上的利好，再没有无尺寸之功却家累百金的暴发户在眼前晃荡惹他们心烦。

唯独商人，政治地位被踩到泥巴里，经济地位则根本体现不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还做商贾干嘛？于是秦人除非真活不下去了，否则，宁可被官府分配给人做雇农，也好过为贾啊！

商鞅洞悉人性，他成功了，自此利出一孔。

除了讨得秦始皇帝欢心，得到政治豁免的乌氏裸、寡妇清外，秦国再无大贾，贩夫贩妇更卑微不已。

而在国家层面，商鞅做得最绝的事，是严格实行官府专营，粮、酒、盐、铁、铜，只要是能想到的方方面面，都由官府包办。在关东各国，被封君、巨贾从中截取的利益，在秦国却源源不断流入官府的肚子里。

吃完农业租税，继续吃专营红利，六国官府空有膏腴之地却仍由蛀虫泛滥，饥肠辘辘时，秦国体魄却日益健壮，最终吊打了六国。

这是制度的胜利，是法家的胜利，也是重农主义的胜利！

不过话说回来，重农抑商，后世总是口诛笔伐，好像这就毁了中国文明，让中国错过了“资本主义”一样，却鲜少有人真正想过，为何要这样。

重农是永远没错的，抑商也绝非错误，而是在特殊年代里，不得不施行的措施。

如今，坐上这“执一以为天下牧”的位置后，黑夫看得更加明白了，对官府而言，有三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

1官府运转需要巨额的财政开支，光靠农业税根本不够，如果不执行国有专营制度，请问钱从哪里来？

2一旦遇到战争、灾荒等急需用钱，国库却空空如也，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