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韩绛就不说了，那家伙乃是王安石的铁哥们，一起同过窗甚至一起嫖过娼，又是个死脑筋，在王雱占据律法优势的情况下找韩绛打官司、只能把西北形势变得更糟糕，因为会破坏所有的西北潜规则。

在李参看来韩绛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傻逼，他和包拯差不多，是被某种信仰忽悠瘸了的人，容不得什么潜规则，他们不会管大宋西北防线依靠的是什么，他们只会执行他们认为对的律法。就算被西夏人打进来也不是他们的错，是大宋军队的错，是西夏人的错。

大宋政治大抵就这回事。

说起来，事件发生的初期，王安石也在枢密院暴跳如雷！

因为别人或许不知道，但王安石太了解那个不良少年了，自从脑壳被驴踢了后他没有安分过哪怕一天。看起来此番王雱是对的，但大老王深深的知道，这是王雱钓鱼执法，是设局坑人。

不是说王安石不关心抚宁县子民，只是说西北就那样，形成这些有很多历史的复杂原因，并不能简单粗暴的一刀切。且上任枢密院已经有些时日，在其位而谋其政，王安石也慢慢的转入了军中政治和西北情况的思维上。

那么无疑，在王安石看来双方都有错，但王雱的错误更大，因为真会短期影响到大西北东线的防御能力。

王安石这都准备派老廖去把小屁孩捉回京在审查了。无奈包拯韩绛说王雱没毛病，只要王雱没造谣，绥德军真是超过百人且越过大里河，就是被全体斩首也不冤，何况王雱已经控制了人员伤亡，只是抓捕扣押。

陕西东线要塞到底怎么防备西夏人韩绛不关心，就事论事，老韩此番力挺王雱无错，因为事件发生这么久，种鄂和绥德军方面只是诉苦，并没有申诉说“绥德军没过大里河”。那么事件进行到此，司法上就坐实了绥德军无帅司委任的情况下踩了红线。

韩绛认为大头百姓踩线情有可原，但身为军人踩线却只被杀了四十一人，那已经很完美，已经是很轻的代价了。

包拯还严正要求这事上王安石避嫌，有理有据，老包说儿子的事爹来判的话只能出现两种情况，不是矫枉过正就是包庇。任谁一种都不叫公正，只能叫扯淡。

一向和稀泥的枢密使老梁，听取了韩绛包拯的意见后当然就不让王安石管这事了，老梁自己更不想管，西北洪水滔天与相公我有个蛋的关系，相公我连内情都不了解、介入进去肯定是背锅的那个大脑壳，总要得罪一边。

于是老梁也就只来虚的，以枢密院名誉发文种鄂道：“相公我不在实地，无法了解到真实的内情，具体的问题需要你永兴军路，更具实际情况，在大宋律框架内，进行妥善的协商，直至圆满解决掉。要以大宋皇帝的意志为基准，团结西北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同为大宋西北国门尽力。”如此云云一番。

等了许久却只拿到了军委这样的回复，种鄂就醉了，老梁相爷他有够牛逼的，洋洋洒洒一大篇文章写来，却没有哪怕一个字是用于指示具体方案的，全特么的是抒情和空话？

赵大叔自始至终没露面过问这事，然而作为一个消息控，老赵也私下召见了狄青详聊。

西北军中那些事、那些猫腻，没人比狄青更清楚。于是狄青给皇帝交底：王雱在颠覆，颠覆西北军事，颠覆西北东线要塞的整体防御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