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政权性质由什么来保证？靠着选举制互相牵制？其实那只是部落遗风，并不是什么先进的文化。现在北边的契丹还在行柴册礼，契丹皇帝是由世选制产生，凡有大事他们也是进行各世选诸侯的大集议。这是从部落直接进化到帝国的文明中，很多都会有的现象。徐平前世，很多人对政治不解其理，心中多有疑惑，至生心鬼，便请了洋人的制度来镇自己的心鬼。凡是洋人的制度中有的，便高呼为神，觉得不可战胜。从史书中看到契丹还存在着部落遗风，被心中的那尊洋神震慑，便就以为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高呼为什么大宋打不过契丹，人家契丹有着洋人那神一样的传统呢。

如果按照这样的道理，那岂不是文明永远打不过野蛮，大家返祖算了。

政治文明中，对政权有一套一以贯之的道理，合于这个道理的制度和施政，才能够施行下去。从开始选人才的第一步，便就开始贯穿这套道理，一直到最后的行政措施。通过长处累月的政治行为，这套道理与人心相呼应，最后形成牢不可破的群体文明。

这就是徐平所说的，公事中，没有我觉得。穿上公服为扮，按照道理定制度，定施政措施为演。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去除个人的想法，一切按照治国之理来进行。

范仲淹错把圣贤政治当成了君子个人修行，在思想意识上，确实还没有满足做宰相的要求。历史上他行庆历新政，就是让宰执分治省事，也就是一人管朝政的一块，以此提高行政效率。如此做看似很美好，却让政事堂名存实亡，失去最后把关的作用。政治中没有了一以贯之的治国之理，政治必然一片混乱，会迅速销蚀政权的合法性。

庆历新政失败，后人归于吕夷简等保守派的打压破坏，是在失去政治道理后，非要找忠臣奸臣。这个年代哪来的忠臣奸臣？个人操守或有不同，但只是各人正位或失职，非关忠臣奸臣的事。不明道理则惑，惑而不解疑心生暗鬼，把人的文明政治解成了鬼神世界。

此时政事堂里的人，对道理或有未通之处，但都知道以理治国，对徐平的话并无疑义。

章得象道：“日前圣上访进士取士，诗、赋、策、论先后。叶清臣言，查唐朝取进士旧制，先策，次论，次赋，次帖经、墨义，似较为稳妥。”

徐平道：“朝廷取进士，选贤也，通治国之理者用之。科举之制，其来有自，查其源当起自两汉察举之制。两汉为何用察举？因其以昭昭天命，大镜悬天而解民于政之惑。以天命治天下，则民间必有知天命之贤士大夫，以此查而举之，与其共治天下，此汉之朝廷不敢违天之意也。两汉其国得自天命，是以天子必孝于天，天则佑之。以廉治国，不敢欺天是也。是故汉之察举，为举孝廉，为学者不得不查。”

“董仲舒一儒生，为求进用，曲改阿附，以天命代人心，使汉借周德。汉兴于此，亦亡于此也。此天命，终是借来，借来者岂可久守也？以民声而应天命，王莽代汉，终至天下大乱。光武帝神武英资，中兴汉室，鉴王莽之祸，后汉天命不查民声，而求之谶纬。谶纬达天命，终是伪诈，以伪诈者为真则国必为人所盗。后汉末年，天下之权渐移入豪室门阀之手中也，天子仅拱手听命之木偶尔。此天命之伪，天下已历历在目，后来者再建天命已无可能。是故自隋起，执政者渐知天命不可复，终求周之真德。德散化仁义入民间，科举代察举之制，此其义也。欲以科举求世间知仁义道理之贤士大夫，以共治天下。”

“何谓周德？朝廷为天，民心为地，立制度施政治事，使朝廷达于民心。天地相合则德立，德立天下自治。不知民心则有天而无地，地若不存，天又安在？天地之间再无一物可存也。策者，论者，皆朝廷之政也。诗赋者，民之声也。帖经、墨义，古人之道理所存也。以此知之，当先策，次诗赋，次论，以帖经墨义结之。”

“为学者当知策、论、诗、赋，其来有自，非文学之谓也，实治国之道也。进士之诗赋不可只查其四六、韵律，此必拟民声而为之。是故，策以拟朝廷之政，诗赋拟民之声而应此策，论则对其论治国之理。此三者通，才可为暂通治国之理，为朝廷之选。”

这就是道理通了，一切皆通，一切制度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在。

用策、论、诗赋和帖经、墨义来取进士，不是考他们的文学水平，而是看他们对治国理政的理解。文学水平要求并不高，最重要的是里面反应出来对治国之理的理解，对天下胸怀的感悟如何。这就是从准备队伍开始，便就贯穿治国之理，一以贯之。不能够在这个道理之中的人，终究无法在朝廷立足，把个人的小聪明从一开始就防掉。

汉朝的天命是借来的，皇帝能够借，就能够被别人偷。前汉以民声查天命，最后就是王莽以民声而代汉，再次走到了上古的禅让制上去。王莽志大才疏，其改革最终是激起了天下大乱，光武帝刘秀才有机会光复汉室，把自己的天命抢了回来。如果王莽成功，则汉朝就变回了上古的禅让制，皇帝的世袭制早早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