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逊说的，又碰触到了军制的另一点，那就是不管禁军厢军，都是有进无出。打起仗来要增兵，这增的兵却不会在仗打完了之后退役，而是从此吃一辈子军粮。这种情况下养专业的运粮军队自然不合算，积年累月下来，为了缩减军队员额，非战斗人员基本就全部裁掉了。官员并不是傻子，他们的决策是跟军事制度相配合的。

徐平看看张士逊，又看看赵祯，看了看周围的几位宰执大臣，沉声道：“说来说去，战事起时用兵之处甚多，不得不增兵。如果不增兵，则诸事不便，所费糜多。”

张士逊沉声道：“然而增兵容易，裁员兵却难，世事难两全。”

这就是募兵制麻烦的地方，和平年代其实是比征兵费用要少的，但一到了战时，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如果大规模增兵，战后多余的人员向何处去就成了问题，募兵制下当兵就是这些人的饭碗，砸了这么多人的饭碗，又是当过兵的人，整个社会都面临动荡。而如果不增兵，战时需求都靠商业行为解决，那钱花起来就是天文数字，什么政府也扛不住。

别说是这个年代，徐平记得前世那个世界第一大国，在大致和平的时候，跟个小国打上几年的仗，就能把整个国家财政给拖得七零八落。而在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用的是征兵制，战争规模不知道大了多少，反而没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

募兵制本身不是问题，但是战争时只能跟商业结合，那就成了大问题了。这种制度下还能打仗花费少的，只有殖民掠夺战争。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根本就不是正常的政权所能够承受的。这种制度下的战争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第309章 征募结合

看了看众人，徐平沉声道：“说到底，兵制不得不改，最少也要征募结合，有进有出！”

只要有对外用兵的雄心，实际上谁都知道要改兵制，但怎么改，却是个大问题。说起宋朝就要讲三冗，而三冗的核心是冗兵。历史上的宋仁宗最被人诟病的，是在他当政的时候所有问题都露出了苗头，他却没有痛下决心去改，最终病入膏肓。

然而真是那么容易改的？以历史上来说，让大宋弊病积重难返的正是对元昊之战，一是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最终财政无法支撑，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再一个，便是西北开战大规模增兵，禁军员额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只能进不能出，如果以新增的禁军平均年龄二十多岁来算，则对国家财政的影响有三四十年。实际上禁军的员额一增，后续就很难减下来，这种影响时间还要长得多，一直沿续到神宗时期。

王安石变法关于军事方面的内容，后世讲的最多的是将兵法，解决“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问题。实际上历史上的那次变法，在军事方面，将兵法只是枝节，并不是真正的核心。重点讲将兵法，是为了跟对宋朝对外战事分析不力的结论，即兵将不相知是战力低下的重要原因相配合。为了凑这个结论，故意略过了其他一系列重要举措。

最少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宋朝君臣显然不认为兵将不相知是最大的问题，而军制才是最大的问题。历史上王安石对未来军制的设计，是用征兵代替募兵，保甲制度正是为将来的征兵制做准备的。他和宋神宗认识到，这个年代政权统治的极限，也不足以支持募兵制下的大规模战争。要对外开战，募兵制就不能坚持，不然不等胜利自己就先垮了。

从逻辑上讲，熙宁变法在军事方面，一系列制度是先从禁军封桩阙额开始的。封桩阙额是裁减禁军的一种比较柔和的方式，即禁军因为老病逃停等等原因出现了阙额，不再增补，用自然减员的方法把禁军的员额降下来。每出现这样的一个缺额，枢密院便就把名额封存，称为封桩。封桩了多少员额，按照每名禁军的花费，把这笔钱扣下来，用到保甲制的推行上去。禁军减少了的军队，由保甲制度下的征兵来填充。随着时间的推移，禁军越来越少，征兵越来越多，最终实现征兵对募兵的替代。将兵制，就是与这种征兵制相适应的，把组织与指挥体系固定下来，而实现兵员的流动。

很显然，在这种征兵代替募兵的过程之中，禁军的战斗力会迅速地减弱。因为缺额封桩，禁军中剩下的都是老弱，而且越是到了后面越是如此。当然历史的现实是这个进程被打断了，由于党争，旧党当政之后削弱了保甲制度，也不再让保甲向征兵军队转变。这就是宋朝人经常说的，募兵衰，保甲亦衰。到了徽宗当政，甚至把缺额封桩的钱用来享受和摆排场，而不再用于保甲的组织和训练。靖康之变，金军兵临城下，京城禁军实际人数只剩三四万人，而且全为老弱。这种情形本来就是阙额封桩下的必然，是制度本就如此。

回望历史，不得不感叹人类总是不停地自己作死。新旧党争，每一党上台的时候都说要革除前弊，实际的情况是弊端没有革除，而把有用的革掉了。真正的弊端，反而被保存了下来。不如此做，怎么能让人知道对立党派的不足呢？想做真正对国家有用的事，偏偏没有那个本事，那只能摆出坏处来，让围观的人知道下台的为什么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