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格雷迪很慎重地想了想，摇头道：“如果我们拥有德国那样的经济实力，或许还有可能，以爱尔兰目前的条件，能做的很少很少。”

夏树不急于回答，而是起身活动了一下四肢，从书桌走到了放着大座钟的角落，在嘀嗒声中转过身对自己国务秘书说：“没错，我们几乎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要解决西班牙的困局，靠改革只有十分之一的成功机会，除非搞一场革命，从根本上清除这个国家的病灶，让它在废墟上重获新生。”

听到“革命”这个字眼，奥·格雷迪的瞳孔骤然放大。惊恐，是这个时代许多欧洲人对革命概念的本能反应，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先后革掉了两位君主的脑袋，十九世纪中叶那场席卷欧洲的革命更是影响深远，统治阶级自此视革命为可怕的瘟疫，并不遗余力地将革命描绘成为扰乱社会秩序、颠覆国家安定的魔鬼。

对奥·格雷迪的反应，夏树并不感到惊讶，但这一情形还是引发了他的深层次思考。革命，究竟是革谁的命，这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爱尔兰的盖尔贵族失去统治地位已有三百多年，在英裔贵族占据政界、地方经济受“英国制造”垄断的大环境下，他们逐渐从政治、商贸、工业等领域退出，大多数成了依靠土地谋生活的大地主或者农场主。爱尔兰独立战争期间，这些旧贵族一方面希望摆脱英国统治当局的压制，一方面又担心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所以观望者居多。爱尔兰王国成立后，新政府并没有采取打土豪、均田地的举措，而是依靠国外资本的支持全面推行基础建设，使得爱尔兰迅速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对外商贸的蓬勃发展不但充盈了国库，亦让许多经营农牧产品的地主和农场主赚得盆满钵翻，旧贵族们自然乐于向新的国王和政府效忠。

若是为了削弱竞争对手或是宿敌，爱尔兰在他国散播革命火种，即便不影响国内的利益格局，其性质也无异于警察怂恿他人犯罪、消防员引诱别人纵火，而且掌握这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人，随时有可能让它掉过头来清除异己……

“其实选择强力改革也好，冒险纵容革命也罢，首先需要有孤注一掷的决心，要有承受失败恶果的魄力，如今这位西班牙国王陛下固然聪明，却是个性格犹豫、优柔寡断的人，除非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他宁愿再等等看，一直再等等看。”夏树说这话时完全是评述事实的语气，既没有惋惜遗憾也没有愤慨不平的意味。

这时候，奥·格雷迪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与夏树的对话上，而没有在意夏树为何要远离书桌站在这嘀嗒作响的座钟旁边。为了说话方便，他别无选择地跟着夏树：“这些道理我明白，而我不能理解的是，陛下为何要在宫廷宴会上对西班牙国王说那番话？您也看到了，这几天来，您的话已经在西班牙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欧洲范围内应该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吧！”

夏树看似不经意地挑起窗帘，车窗外的景色美得出奇，远处是延绵起伏的比利牛斯山脉，近处是生机勃勃的田野，一条蜿蜒的河流静静延伸向远方……

“那些人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我说什么，而是我在做什么和将要做什么。”

尽管夏树的话语要么很有深意，要么刻意隐晦，但解释了这么许多，奥·格雷迪多少领会了一些，他揣测道：“其实陛下什么也不打算做。”

夏树看了他一眼，以沉默表示了肯定。

思路跟上了趟，奥·格雷迪很瘦鼓舞，他继续分析说：“经过陛下此行，若西班牙国王什么也不做，等到这个国家发生不好的变故时，人们就可以说，英明睿智的爱尔兰国王陛下曾经好意提醒过，是他懦弱无能，错失了改变困局的机会。如果西班牙就此度过了难关，人们便会渐渐遗忘这件事，对我们也没有任何不良影响。”

夏树淡淡地反问说：“由这几天的所见所闻来看，你觉得这个国家的病症能够不治而愈吗？”

奥·格雷迪很肯定地回答“不能”。

夏树把手从窗帘边收了回来，顺势揣进裤子口袋：“古人有句话叫做‘忠言逆耳’，意思是坦诚的话往往很刺耳，让人感觉不快。西班牙国王陛下对我本无好感，我对他所说的话又很不动听，会有抵触情绪一点不奇怪。以他的聪明头脑，很快就会理解这些话的内涵，进而觉得我们是他可以寄予信任的朋友，然后考虑在经济贸易、外交政治、军事战略等领域向我们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