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董仲舒是一个关键的角色，这正是朱宜锋研读史集得出一个结论。

“后人只看到董仲舒劝说汉武用以儒学，却未看到汉武取儒家之‘仁’不过只是拿来一用，所谓‘仁’不过只是用来蒙骗百姓罢了，是为了掩饰秦政的本质，而董仲舒恰好看到这一点，看到汉武需要用儒家的‘仁’去掩盖法家的‘暴’，需要用‘三纲五常’来确立汉家统治的合法性！”

作为圣门子弟，郭嵩焘自然知道，圣人之学中原本并没有“三纲五常”，所谓“三纲五常”是董仲舒加入的。

“从董仲舒为迎合汉武，加入‘三纲五常’的那天起，儒家就完全沦为王朝的工具，但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却使得历朝历代中原君主都非常清楚，‘愚民之道’只是一时之用，毕竟人不可能终身蒙蔽，就像秦国一统之后，便有‘天下苦秦久矣’之说。在汉武‘罢黜百家、独遵儒家’之后，尽管儒家一点点的沦为了工具，虽说‘儒表法里’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儒家核心的‘有教无类，开化民智’却仍然影响着民众，加之当时的士大夫虽说愿为君主驱使，但他们却仍是圣门子弟，仍然坚守着‘有教无类，开化民智’的对门之根本，这也就造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王朝皆在‘愚民’与‘开智’之间寻求某种平稳！”

对于汉王的这些观点，郭嵩焘更多的是听，若是没有欧美游历的经验，或许他会将汉王的这番话视为“大逆”之言，但是在欧美游历的三年，却使得他能够理解其中的关系。

或许商君之说旨在“愚民”，但是“民愚则易治”、“民弱国强、民强国弱”的道理却是放之四海皆准，所谓的“刁民难理”，实际上，就是国弱的表现。如果官府没有权威，或者权威总是受到百姓的挑战，自然也就不可能国强。

实际上，在欧美国家，他看到的同样也是“愚民”与“开智”之间寻求平衡，只不过相比之下，他们进行的更加隐晦，在欧美各国推行的教育之中，为学生树立法律观念，其实就用制度“愚民”，或者说用制度去约束人，从而令国家在某些方面对人处于强势。

但关键在于两者之间的平衡！

“儒家本身并没有愚民政策，相反，还常常站在一般民众立场上想问题。儒家提倡‘有教无类’，提倡开化民智，希望民众‘有恒心，有恒产’，在儒家经典中根本没有任何”愚民“政策。反而对于君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甚至在看待个人犯罪时，也会反思是不是社会制度使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儒家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并不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与法家截然不同，法家是占着君主的立场上为其出谋划策。而在实际治国上，一味行以‘仁’显然不能治国，一味施以‘霸’，亦会二世而亡，事实上，在治国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有了后世的‘儒表法里’，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儒法并重。表面上是儒家‘仁义’，制度上却是法家驭民霸术。也就是汉宣帝训子的‘霸王道杂之’，也就是随后两千年的‘霸王道’的平衡！”

这一番解释之后，朱宜锋的唇角一扬，如果不是因为统治的需要，自己恐怕也不会懂得这一切，自己可许会和过去一样，认为儒家误国愚民。实际上这是因为，法家作为历代王朝统治的核心，普通大众接触并不多，甚至无从接触其“驭民之术”，因为那些的内容都是皇家秘不示人的“法宝”。

到了近代，无从接触“驭民之道”之核心的寻常百姓，只能看到历朝历代宣扬的是儒家仁义道德，而发现其推行的不过只是“驭民之术”、“愚民之道”后，就会认为是儒家愚弄了百姓，实际上不过就是儒家是为法家的愚民思想背了黑锅，而且大多数以为“儒家愚民”的人，根本就不懂儒家，自然也就不知道儒家的本质是“民本”，更不知儒家的核心是“开智”。

最终，近代的落后，使得儒家背负了“祸国殃民”的罪名，而给其扣上这一名义的人，却压根没有看过四书五经，压根不知道何为儒，不过只是人云亦云罢了。至于鼓吹法家者，压根也没有读过《商君书》，更不知道法家的核心在于“弱民”、“愚民”，从而达到其“驭民”、“役民”、“虐民”，以谋所谓“国强”的本质。

“平衡之道，历朝历代皆是‘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相平，且每每儒家王道总能占据上风，两者相辅相成，方才有了史书中的汉唐之盛！但是这一切。”

提及那惨痛的历史，朱宜锋的脸上流露出发自内心的痛苦之色。

“最终却完全毁于一旦……”

第四百五十一章 离经叛道（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