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先弱民！民弱方才易制！”

郭嵩焘毫不迟疑地答道。

“所以《商君书》才‘弱民’之篇，‘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总之，要想使人民听命，必然要弱民，既不让其富有，也不让其强大。弱民的第一步，自然就是愚民了。而如何‘愚民’呢？”

说到这，朱宜锋不禁想到那个在一个半世纪后，因为一部“伪纪录科教片”而被无数国人为之激动、自豪、狂热的“大秦帝国”，又有多少人知道，正是他们中口的那个“伟大”的“大秦帝国”开启了“愚民”源头呢？

“治国，如果开导人民的知识，而不加以堵塞，百姓的学识就会增长。百姓学识的增长，则不会去攻打敌国，就产生奸邪。所以其才会在《商君书》中言称‘开而不塞，则短长；长而不攻，则有奸’……要瓦解民间已经形成的道德风气，以统一百姓的思想，这是国家强大的基础，所谓的‘《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如此，才能去以学识，统一思想，除此之外，还要禁止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听从国家的安排和规划。正所谓‘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智农无从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注：《商君书 垦令》）

唇角轻扬着道出这番话来，朱宜锋的脸上露出嘲弄之色，这就是中国古代“农本主义”的根源，其根源不是“以农为本”而是“愚农不知”。

“可怎么样让老百姓变成愚民呢？仅仅不让老百姓不受教育还不够，还得锢民。自然也就有了其书中所言‘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

禁止民众自由迁徙，他们就会愚昧无知，那些不安分的到处迁徙，扰乱农事的人就会失去混饭吃的地方，只好老老实实种地。这正是中国统治者的“愚民”的不二法宝。

“可限制老百姓的自由迁徙还不够，还要将老百姓变成贫民，正所谓的‘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民富而不用’，所以必须通过限制商业，使百姓保持贫穷，以避免其因富而纵不易役使。‘重农抑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持‘农本’，而是为了弱民，为了制民。可是这么干，百姓并不乐意，食色性也，百姓并不甘于贫困，毕竟人都向往好日子，这个时候，怎么办？如何维持统治？”

摇头冷笑着，朱宜锋又一次引用《商君书》中的话。

“所以才有了‘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有了‘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可如此民众自然会反抗，这也就是有了秦国的重刑，‘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秦国之强，究其本源，就是弱民、愚民、刑民！’”

“自然也就有了秦二世而亡！”

郭嵩焘适时的补充一句，而朱宜锋深以为然的点头说道。

“所以，后世的统治者，才会吸取秦国的教训，但在吸取其教训时，却又念念不忘秦国以‘愚民’治民的成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董仲舒适时的出现了！”

提及董仲舒的时候，朱宜锋的眉头微微一挑。而郭嵩焘同样也因为汉王的话锋转换，而惊愕的看着他，似乎不明白汉王为何会提及董仲舒。

“就学说上来说，与法家以弱民、愚民、制民为核心不同，儒家学说的根本是‘以民为本’，最为代表性的一句话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在《孟子》中《梁惠王下》中，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