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植点了点头，建这个灌溉水库的成本，一年的地租就可以收回来。顺带的，建工程时候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工程中，让百姓以工代赈，还降低了赈灾的费用。

无论怎么看，开发水利开垦新田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然而这种情况只是对李植而言如此，明末政治混乱，地方上的官僚和缙绅虎视眈眈，百姓即便是有几亩肥田都怕别人惦记，更别提搞水利发展新田了。

若是一个没有权势的人出来组织水利工程，恐怕工程还没有结束，新田就被各种名目冒出来的田主瓜分了。而对于有权势的人来说，想法设法把有良田的百姓弄破产，吞并百姓的良田就可以直接获益，又何必大张旗鼓搞水利？真搞出来大把良田，其他的缙绅豪强还不是要上来分一杯羹。

在一个政治腐败秩序混乱的社会中，利益是根据权势而不是贡献分配的。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下，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贡献，所有人都盯着现有的蛋糕瓜分，最后蛋糕只会越来越小。

像李植这样挖空心思做大蛋糕，手握强兵誓死捍卫自己做大的蛋糕，而且不去抢夺无权势小民蛋糕的人物，在明末这样的社会中只是一个孤例。

然而十七世纪已经不是封闭的时代。满清、西方殖民者，甚至西南少数民族都对腐朽的汉人社会虎视眈眈。如果汉人不把自己的蛋糕经营好，不把国家做大做强，被异族奴役的历史必讲上演。

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这个民族，李植都要把自己这个孤例坚持下去。

李植点了点头，这才扶起地上的瘦削年轻人。

谢良友想了想，说道：“国公爷，这佃种我们新田的农民，算下来每人每年可以收获十四石的粮食，折银三十五两。这些百姓之前一年收入只有八、九石，生活一下子翻天覆地大变……我们收的地租是不是太低了？我看便是再多收一成地租，也丝毫不为过。”

李植笑道：“三十五两年收入算什么？也只是让一家老小有个温饱，尚不能小康。本公立志要让治下的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以后本公要让天津和山东的百姓全部富起来，当然不能收取高额田赋。就按三成地租收。”

谢良友拱手说道：“国公爷仁德，山东和天津的百姓有福！”

李植检查了一会工地，又朝郑晖问道：“今年山东可以开垦多少新田出来？”

郑晖说道：“像国公陂这样的工程，我们规划了八个，只是规模略小一些。全部做出来后，可得新田一百一十万亩，刨去田赋，每年光地租收入就是六十多万两银子。”

六十多万两银子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可以大大充实李植的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