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的几日，赴京军人越来愈多，京城的旅馆都被他们挤满。幸好此时已开始暑假，陆军大学一些先考完试的院系开始放假，军官、退伍老兵不少被安排在陆军大学的宿舍里。只是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些放假的学生并没有回家，他们住在校园草坪上——所有学生都认为要参加完徐敬熙上将的葬礼才回家。

考虑到审判在即，他们并没有等多久，神武二十六年六月十二，盛大的国葬开始。当日，包括换了新大使的苏俄大使馆在内，所有大使馆一律降半旗致哀，整个京城完全变成黑白世界，内外城居民和从全国各地赶来的退役军人和学生，总计约为两百万人为徐敬熙上将送葬。看着这黑白世界，包括翁文灝在内，新内阁诸人再次惶惶不安。

他们知道复兴会并未将此次葬礼作为一次示威，反而对外电告京城无法容纳更多人，不断要求各地实行遥祭，但这显然无法阻止前来哀悼的国人。京城无法住下他们就住在天津、通州等地，或者干脆睡在野外，特别是那些从全国各地年青学生，更是连觉都不睡，要为将军守灵。

而之所以如此，是帝国日报一改国内舆论对复兴会早期革命史的隐晦，直接将徐敬熙开国前的革命经历公布于众。报纸上哪怕仅仅是片言只字，对单纯激烈的青年学生来说，也已足以激起他们的愤青之情。在确定徐敬熙的出殡时间后，这些人通过暑期学生火车免票优惠（当年收回全国铁路路权、长江等水道航行权后，杨锐亲定：暑期时期大中专院校学生可凭本人学生证免国营火车轮船三等票款，以畅游祖国山河；改制后此款项纳入全国教育经费预算，由国库支付），潮水般的涌向京城，内外城进不去他们就聚于出城送殡的道侧。

葬礼上民众如此狂热，让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西化分子对隔日的审判异常担忧，可在审判当日，意想不到事情发生了。

军事法庭设在陆军大学能容纳三千多人的大礼堂内，法官就是早前总政部长的范况上将，而在他要宣布判决之前，徐敬熙之父徐从云提请说话。老人家一开口就是求情的：“法官大人，老朽虽见识浅陋，但也知学生仅仅是被人指示而已。他们虽已成人，可究竟年轻，难免被人蛊惑，还请法官大人念其年青，从轻发落。”

桥段都是安排好的，徐从云求情之后，书记员宣布审判前的最后一道程序，“法庭辩论结束，下面由被告人做最后陈述。请各位被告依次起立发言。”

因为涉案人员众多，本次审判审判为刺杀案之审判，被告除了六名学生，五名城外爆炸案嫌犯，还有俞大伟、李声焕等数人。在法警的帮助下，最先站起来的是同志社京城总书记俞大伟。他站起，他身后因此牵连的俞家老小也都站起，俞大伟眼光中带着闪避，不安的看向高台上坐在的法官和公议团诸人，好一会他才哑声道：“各位……大人，公议团的父老们，大伟实则有罪！”俞大伟一说就有罪便泣不成声，他叫道：“……我实不该贪图钱财被同志社抓住把柄，最终被他们胁迫做那些伤天害理之事……”

没想到最顶头的上司都背叛之前的理想，本来还显强硬的同志社诸人当即色变，唯有执行刺杀任务的燕大小组负责人王永其站起破口大骂道：“叛逃！你这个背弃当初誓言的叛徒，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这个怕死鬼……”

王永其是燕大今年刚刚毕业准备留校的讲师，正是他负责执行此次刺杀任务的，作为出身贫家的同志社中层骨干，他比上层那些玩票性质的富家子弟坚强百倍，此时见俞大伟在法庭上当众忏悔、背叛理想，他当即忍不住站起来大骂。

“肃静！”范况上将敲着法槌，王永其身边的法警当即将其按回到座位上，不过此时俞大伟已经流泪忏悔完了。而第二个起来做最后陈述的李声焕同样是忏悔，虽然没有流泪，却让王永其再受激烈刺激——李声焕正是他的入社介绍人之一，是以这次他无力站起，面如死亡的摊在座位上。

“下面由被告人王永其做最后陈述。”书记员待李声焕发言完毕，念出第三个主犯的名字。

在律师的帮助下，王永其大概早就准备好了最后陈述，可因为前面两个上级的背叛，他开始的声音有气无力，但几句话之后，他的声音才回复正常，只是他说的东西在场的诸人大多听不懂，但当他用布尔什维克宣言作为讲演的最后结尾时，整个大礼堂才变得寂静，只剩下一个癫狂者在歇斯底里：

“……同志社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他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最后，同志社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同志社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的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无政府同志社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王永其最后用尽全身力气大喊道，可碍于彼得堡和约，他不敢直截了当的说出“布尔什维克万岁”五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