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而言之，他们的正义仅仅是一种自我陶醉、一场以自己为中心的表演秀，根本不顾他人、特别是被帮助者的实际感受。同时，随着文明的没落，和平、民主、人权以及以自我表现为中心但并无多大意义的美式正义的泛滥，使得全世界都被他们拖着一起走向毁灭。

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所谓的结构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并繁荣的，他们不约而同向世人勾画描绘出一个等待戈多或黑客帝国式的世界，宣扬存在等于虚无、生活毫无意义，由此看，西洋文明的死亡无可避免，古希腊文明的“知识就是道德”和希伯来文明的“耶稣基督”，根本不能制止这种趋势。中国只需谨守自己的文明，坐看欧美步古希腊、古罗马后尘，被黑黑和绿绿重演“蛮族入侵”即可。

至于第一点，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即便混线生产真的效率低下，不能大规模生产汽车，那增设几条生产线就不行吗？既然一条生产线存在优势，那增设的生产线同样存在优势。中国汽车工厂之所以产量低下，是考虑到世界经济危机这个因素，同时不想在汽车行业过分刺激美国汽车公司，以至彻底失去美国市场。

这是杨锐多年后看过情报局送来这份报告的反应，但此时，他正在自己领地上欢迎老朋友，历史上真正的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先生和与他一起拜访自己的梅奥博士。

如果说泰勒只是礼节性的拜访，那么梅奥则是带着问题拜访的，他好奇于之前杨锐发表在中国管理杂志并被美国杂志所转载的一篇文章：《管理的人性假设——兼论东西方文明对人性善恶论的影响》。

以杨锐的角度，这其实是一篇攻击“西方至上”的战斗性文字，因为基督教宣扬的就是人性本恶，而中国人大多相信人性本善，即便存在恶的一面，也认为是可以教化的。其实发表这种文章也是无奈之举，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他总不能介绍什么物流管理、生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这些硬货吧，现在同济大学堂经管学院也都更改了课程、简化了课本，把这些专业全部转到陆军大学后勤管理学院，可没想到这种文章还是把美国人引来了。

“公爵大人，人性善恶的定义差别究竟会给实际管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梅奥博士学生般的提问，这是他反复通读那篇论文后一直思考的问题。

既然是面对面，杨锐不得不出一些干货，他笑着道：“影响非常大，这是有机和无机的差别。”

“有机和无机？”梅奥并不完全了解“有机”这个化学名词，特别是用在管理上。

“有机就是指所有工人是一个团体，他们喜欢工厂，愿意为工厂付出一切，而不仅仅因为工资工作，工厂就是他们的家。”杨锐答道，并不深入。“而就我所知的美国工厂，工人们和工厂主之间是对立的，为了对立，工人甚至组织起了工会，然后双方向仇人一样斗争，生产被丢在一边、顾客同样被丢在一边。工人对工厂没有归属感，股东对工人没有责任感，这就是无机，无机的最明显特征就是罢工和裁员。”

“在中国难道没有工会和罢工？”管理问题似乎变成了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工会这种邪恶的、非中国原有的组织当然不会在中国存在，中国只有行会。”杨锐笑道：“罢工当然不可能消除，特别是一些西方人办的工厂。他们太惟利是图了，没有企业家的良知和责任，所以工人们很不满意。中国公司普遍实施终身雇佣制、信奉集体主义，工人和股东是一体的，盈利或许是工厂存在的基础，却不是企业家的唯一目的。”

“会不会有工人无法接受这种环境……”梅奥忽然想到了胡佛在邮轮上所说的‘chesek’，在那种无比禁锢的家族中，个人毫无自由可言。“每个人都想要有自己的工作方式，如果一个人的才能非常突出，他会不会很难接受……”

“他最少可以喝酒，并且在十八岁之前。”杨锐笑道，此言一出在坐的美国人全都笑了，他们到中国高兴的事情除了吃中国菜，再一个就是可以尽情喝酒。梅奥也明白杨锐的意思，与其说中国人处于集体主义下遭受禁锢，美国人一样受到无数道德和宗教习惯的束缚，禁酒就其中之一。

待诸人笑过，杨锐才道：“如果我从未去过美国，那么我一定会把美国想象成一个专制国家，因为一个连酒都不能喝的国家还有什么快乐可言，而且这个国家还常常说人有罪，认为人从生下来就是罪恶的。但依然有那么多人喜欢美国、包括我在内，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相对的，完全不像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宣扬的那样：美国代表自由，而中国代表专制。

如果一个人天生才能就比较突出，那么按照中国的教育体系，他初中毕业应该进入高中，而不是技校，之后再读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家、专业的研究人员，而不是进入工厂成为一名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