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炎炎，虽然只是响午，京城外城区虎坊桥侧的湖广会馆内，梧桐树上的知了便咿咿呀呀的叫唤个不停了，惹的人心烦意乱。国民党主席宋教仁在此烦扰下犹是心神定定再奋笔疾书，似乎任何干扰都不能影响其分毫。只有在电风扇转过来的时候，文案上的稿纸被吹得飘起，宛如清风中树叶沙沙作响时，他才会用手将那些飘起的稿纸抚平，然后接着书写。

随着“振兴实业”立场的明确，国民党的经历只有用一波三折才能尽诉。刚提出这个立场的时候，许多士绅都退出了国民党，加入了梁启超的护宪党，但随着陶成章案、云南叛乱的发生，那些退出去的人又求着要再加入国民党。此时大选在即，回头就回头吧，总要先过了大选再算账不迟，可谁能料到这些曾加入护宪党之人，选举时被当地人抨击成梁党余孽、俄国特务，选举不但大乱，甚至连能不能保住稽疑院三十一个席位都成了问题。

值此存亡之际，国民党全体出动，他们抛弃内陆省份，日夜不停去沿海、沿江各个县城讲演、会见当地的工商业代表，讲诉国民党“振兴实业、强国富民”的主张；为了保险起见，宋教仁还专门对三十名钦定议员展开说服工作，以求他们加入国民党，增加席位。

大战之时，不光国有公司挣钱，民间公司、作坊也都挣钱，初尝实业甜头的小老板、老师傅们频频把票投给了国民党。到最后，国民党虽只在全国四百二十八个州府选区中拿到二十四席（收回外东北和台湾后增加了十二个席位），但却在以纳税多寡分配的一百五十四席和钦定的三十席中拿到了八席，如此一共三十二席，刚刚比法定入院席位多一席，最终顺利成为稽疑院第二大党。

当选举的最终结果出来后，国民党所有人都松了口气，在选举的总结会上，宋教仁声称这次选举是国民党真正的胜利，认为国民党以后务必要坚持“振兴实业、强国富民”的总纲领，为工商业界而服务终身。

口号是容易喊的，但以国民党现在的力量去振兴实业那是千难万难。国家的经济体系完全控制在复兴会手里，行业协会、工会也都由复兴会掌控，好在工商界人士对政府大力支持农业而放任工商业不满，这才有一定活动可能。

但即便是这样，工作也是难以开展的，工商界本就有作坊主、工厂主之分，工厂主又有买办、实业家、买办兼实业家之分，这还只是私营，若是算上那些巨无霸国有公司，振兴实业则更加艰难，好在国有公司不与民争利，从事的行业都是私营资本玩不起的，这才相安无事。

以稽疑院代表的身份，在沪上和新武昌（武汉）调研考察两个多月后，回京的宋教仁准备从金融市场着手，以推动国内私营银行之设立；而他之所以选择从金融着手，一是认定实业的发展和银行的发展息息相关，钱庄虽成了过去时，但比钱庄更先进、且集合了钱庄功能的银行必会大行其道的。

除了金融推动实业的原因，作为支持者不多的国民党，要想发展就要有巨额选举献金来源。复兴会有农会捐款，钱多的花不完；所以国民党只有讨好那些有钱的资本主，才能获得足够的发展资金以壮大声势，因此，最有钱的银行家是第一个要拉拢的。

放下沉重的笔端，宋教仁看了一眼自己批注好的金融业发展规划报告，轻松的吐了口气。他相信，以报告上眼花缭乱的数据和类比于欧美日诸国金融业现状，下一次稽疑院开院时，这个金融案是一定能被大会审议通过的。这个议案如果被通过，那国民党下一次的选举资金就有保障了。

“遁初……”胡瑛的声音从外面穿来，他走到近前看到那份批注好的报告，问道：“是不是好了？好了的话，我拿去交给秘书打印。”

“不要去打了。”宋教仁道：“能省一些就是一些，还是找人抄录吧。好了后再请那几个专家帮我们看一看。注意要分开找人，不要他们说什么就信什么。”

“明白。”胡瑛一边收拾报告，一边又道：“遁初，庆云来了，他说有急事要见你。是不是……”

“曹庆云？”宋教仁说着曹亚伯的字，笑道：“不是有传言，说他跟着孙汶……”

“他说自己只是出国去了，并未去云南和孙汶作乱。”胡瑛说道。“这一次回国他可是大摇大摆的，东厂也好、巡警也好，都没有找他的麻烦。”

“哦……”宋教仁轻轻的哦了一声。这曹亚伯是湖北大冶人，很早就心向革命，华兴会、科学补习所、乃至同盟会，成立时他都是发起人兼骨干。因为他本是湖广人士，自然和湖广诸人熟识，但当年宋教仁诚意邀请他加入国民党却被他婉言拒绝了，后来又传言他加入了中华革命党，说他参与了云南叛乱，但这些都只是流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