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以来，启超对杨氏初期还有怨恨，但时过境迁，也知道前清已是积重难返，确实要有一场大变革才行，但士为国家之基，复兴会等人不但不善加对待，更为博下等社会之同情，损士绅之利而讨好赌徒、光棍、乞丐流氓之辈，还美其名曰为减租减息，如此使得赤眉黄巾遍地，国家亿劫不可复，今日中日之战，便是明证。

此战若胜，那杨氏权势更炽、专制愈固、独裁更甚，今日其能发动赤眉黄巾之流，强令士绅地主减租，他日其便可以充实国库发展实业为名横夺民财；此战若败，杨氏已操控国内大小报纸，只要不断鼓吹己方胜利就能安定民心，须知日本国力不济，英米调停下，总会有退兵的那一天。届时杨氏绝不会提复兴军之败绩，只会提些小胜利，也不会提日本退兵是基于英米之故，只会说这是自己的功劳，如此摇身一变，反败为胜，实在是卑劣至极！

诸君，这场大战本应避免，中日之间俱为黄种，本应交好协作以共抵白种才是，如此黄种才有更多生机，如此台湾之民才能得一正常国人之身份，然，杨氏为一己之私、专权之欲、婢膝之故，极力开战。哎！此乃中国之不幸，此乃台湾之不幸……”

在凝神倾听的诸人面前，梁启超忽然掉下泪来，仿佛是无法忍受心中之巨疼。在场的林献堂以及栎社等人顿时大惊，起身正要上前时，与梁启超同赴台湾的汤觉顿起身对着在场诸人道：“勿惊！勿惊！任公只是忧国甚深之故，诸君，任公此来台湾，旅途劳顿，今日还是到此为止吧。我们明日再叙，明日再叙。”

汤觉顿如此说，在座的栎社成员心中虽有不舍，可还是遗憾的起身告辞。对于这些只蜗居一岛的人来说，能亲耳听天子骄子任公对时局之剥析，已经是难能可贵了，特别是中日开战居然还有如此隐情，使得早先为朝廷而欢呼的诸人开始冷静，眼下这场战争看上去是为国为民的，可实际上还是为美国人打的。任公如果不说，谁能想象？谁又敢相信？

诸人出得花厅，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主笔傅锡祺走了几步忽然很是无力的坐在地上，如此无礼之状只让诸人大异，素来果敢的林载钊道：“复澄为何如此？”

“国事如此，我已痛不欲生，全身如处冰窖！上个月还在为杨村之捷欢呼，可如今……可如今……我华夏何时才能不看洋人的脸色，朝廷何时才不会成为洋人的傀儡，我台民……我台民……何时才能……”傅锡祺言道此忽然孩子般的淘哭，只让围着他的诸人也掉忍不住掉泪。

几人无语凝噎之后，蔡源顺号的当家蔡惠如劝道：“复澄你是累了，还是先回房歇息吧。我叫少英……”

少英就是林子谨，林献堂之侄，当林献堂决心通过不抵抗运动为台民争取权益后，他就被巧妙安排进了台湾总督府，以表林家恭顺亲近之意，而日本人也深以为喜，想树立一个榜样，逐渐对林子谨委以重任，这一次梁启超赴台至雾峰，他也跟着来了。

蔡惠如刚说林子瑾，却发现他不在身侧，只有叫着不远处的林家下人把傅锡祺抬回院子里，只等把他安顿好，诸人又围坐一圈，极力的想说些有趣的事情以使得情绪不那么低落。

这些人强颜欢笑时，身处一间小屋子的林子瑾正在写着什么，可是他的笔像是没沾墨水一般，笔迹过去，唯见一片空白。匆匆的花了半盏茶功夫，写好亮干的便条被他细细的卷成长条，小心塞到烟卷里，两头又用烟丝封死后，再装入烟盒，最后放回到一条香烟当中。如此摆弄停当，林子瑾找来下人，一通细细叮嘱之后让他把烟送出门去了。虽然已失踪了好一会，但完事的林子瑾并没有马上出屋和栎社的诸位才子叙话，而是掏出香烟抽了起来。

如果说身为大家族的子孙是林子瑾人生的幸运，但作为一个台湾人又是他的不幸，如果历史没有改变，他将在壬子年（1912）放弃日本国籍回归大陆，在与同时回大陆、却要逗留沪上泡妞的连横分手之后，他独自上京入了中国籍，而后在北京城里创办北方汽车行、修建京古公路，但自从遇见那些人那些事情之后，他的人生便被永远改变了。

——丙午年（1906）叔叔决心效仿爱尔兰，他就被送至东京，入日本学校，毕业后因为家世和学历被台湾总督府聘用，成为警察局里面的文书。虽然在台湾人当中，他饱受士绅尊敬，但在日本人眼里，他只是一条狗，常常被戏弄，可即便如此，文弱的他也无从反抗，只想着聘任到期之后不再续任，不想就在他忍耐了两年，还有四个月就要结束这种屈辱日子时，事情却发生了变故。

那一日，他所在的警局逮捕了三名‘暴动嫌疑分子’，虽然只是嫌疑犯，但一经逮捕，他们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犯人照例是先审讯，因为担任通译的那个人生病，林子瑾便临时担任翻译。当时被抓的这些人似乎很镇定，任由日本人威逼利诱都是不屈，可审讯半天却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他们被逮捕的理由，只是因为身上有火药气味，虽然这些人解释说这是祭祖所致，但审讯官却认为那是林深河炸药，在林子瑾建议为求慎重再行调查时，审讯官将他训斥一遍后大声宣判：“审问完毕，宣告死刑！”此时他才发现，日本人是一定要把这三个犯人处以极刑才满意的。

林子瑾经此一次，心中无比灰暗，东京学校里学来的那些日本文明和先进之说被他完全抛弃了，在其后的日子里，更多的“暴动嫌疑分子”被逮捕，他们也都例行审讯一次，而后便判处死刑，林子瑾每次都担任通译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特别是那些人从容赴死的勇气，让他觉得自己无比的怯弱。

最后一次，警局再次逮捕了“抗日义勇队”十二名“暴动嫌疑分子”，这些人的首领是一个不到二十岁，面目俊朗的英俊青年。受审时这个青年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暴动嫌疑分子”都更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