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也算是乡里的大户地主，平时也都是靠出租收佃放债收益，家里人多不事生产，一心只是读书科举，然后出仕做官，赚下的银子又拿来置地放债，祖祖辈辈都是如此。

“夏收已过，租子也该收了。”

黄宗羲对管家道，这附近的人家大部份都是佃种他们家的地，且都拖欠的厉害。眼下已经夏收，如果不马上下乡催租，只怕农民们到手的那点银钱，转眼又不知道哪去了。

“大爷，今年的租子佃户们都已经送过来了，连着往年欠的，也多是补上了。还有拖欠的，也只剩下最穷的那几家。”

管家的话让黄宗羲大吃一惊，什么时候佃户们不再拖欠佃租，甚至不抗租了？

江浙地区虽然富裕，可也是重赋地区。

《明史·食货二·赋役》载：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

虽然说绍兴属浙江省，不如江南省的苏松地区田赋高，但也比其它地方高多了。

苏州的田租最高亩税两三石，松、嘉、湖等地也有亩税一石左右，再其次常杭绍兴等地又次之，可也亩税七八斗。

比起河南等地一亩三五升的税，那是重了十倍不止。

虽然说江浙富裕，百姓多种桑养蚕，加上商品贸易繁荣，收入远高于其它地方，但这个重税也确实是个很沉重的负担。

过去黄家的佃租，每年都很难收齐，佃户们经常拖欠不说，还总发生抗租的事情。有些庄子直接整庄子一点租都不交，有时还请来青手对抗，把去收租的家丁打出去。

为了这事，黄宗羲过去没少愁过，尤其是父亲去世后，他身为长子，便承担起家长的责任，要照顾母亲弟弟们。

有时他会感叹，幸好家不是在苏州，不如亩税二三石，这怎么生活的下去。

以往明朝时，浙江一省田税二百七十五万两千余石，而苏州府一府就税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松江一省也达到一百二十万九千余石。浙江一省，田赋还不如黄州一府。而苏州才一州七县，松更是才两县。

说起这重赋，据说是因为国初之时，因为苏松等地原是张士诚的地盘，抵抗顽强，因此灭了张士诚后，在苏松课以重税。

黄宗羲跟着管家去了家里的粮仓，发现仓里果然堆的满满的，仔细的抓了几把，发现都是当季新粮，且晒的很干，吹扬的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