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当年加征三饷，杨嗣昌奏报朝廷，说是按田亩加征，并不按丁口征收。折算下来，三饷一年加征近两千万两银，可按天下田亩摊算，辽饷每亩征银一分二厘，再加上后来的剿饷、练饷，加起来，平均每亩地也只是征收一分多银钱。

当时计算每石粮折银八钱，一分多银的加征，一亩地也只相当于多征几斤粮食而已。

不过帐表面上算起来是这样，但实际操作时，地方上并不是按亩征收的，天下田地多被少数士绅地主占据，可摊派加征的时候，他们却反而把该交的这些加征，绝大多数给转嫁到了普通百姓身上，或者是转嫁给自己的佃农，甚至有些地主和许多地方胥吏还趁机要贪污一把，以火耗之名等多征多收。

结果就是本来一亩只多收几斤粮，对普通百姓应当影响不大的三饷，最终却让百姓苦不堪言，倾家荡产，可那些拥有大量田产的地主们，却并没有承担多少加派，甚至有的反而还借机压榨百姓又捞了一把，甚至趁机又倾占了大量的田地。

这就是大明的现状，当年万历要收矿税，都闹的天下震动，为何，就是那些士绅官员们不肯舍弃到嘴的利益。加之皇帝无人可用，任用宦官，而宦官在征税的时候也是无法无天，贪污腐败，在那些士绅官员的煽动下，最终闹的乌烟障气。

朝廷如今收入越少，本就不多的那点收入，还总有欠缴，长此下去，必然国将不国。可大明的官员们一面喊着忠君爱国，实际上却是一点也舍不得吐出那些特权和利益的。就好比早几年，朝廷内寇外虏，军队无饷可发，皇帝想向官员勋贵们借点银子救急，可一个个谁也不愿意拿出钱来。

“南京兵部尚书侯恂、南京户部尚书方孔炤，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李树初、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张国维，两湖总督兼湖北巡抚袁继咸，还有湖南巡抚朱大典、江北巡抚史可法、江南巡抚陈继瑜、福建巡抚吴之屏、台湾巡抚何腾蛟、广西巡抚张镜心，这些人都是支持新税法的地方大员。”

周延儒缓缓说道，这些人都是当初梅李二人在时所任用的，有消息说，这些督抚其实是刘继业在幕后向梅李二人大力举荐出任的。正因如此，如今这些南方的封疆大吏们，也都被划为了楚党。

无论江南党还是江北党，他们连自己的大本营，都被楚党控制着，说来也是奇特的事情。吴甡和周延儒都想拉拢这些督抚，可很明显，这些人虽然也基本上是东林出身，但现在却跟刘继业走的更进，被划为了楚党。

从某方面来说，其实此时所谓的党，并没有严格的界线，也许只是因为某人的老师或者同学、同乡、同年是某党，然后他们也往往就划做同党。现在朝中私下划分的江北党、江南党、楚党，其实本质上来说都是原来的东林，也有部份的复社，甚至也有一些过去的阉党在内。

但这三党也并不是什么正式的党派，只是官员对于以吴甡、周延儒、刘继业三人为首的三个泛同盟官员群体的私下称呼而已。

第三百三十八章 背后捅刀

虽然刘钧他自己从来没有建立什么楚党，张国维、袁继咸、李树初等人也没说自己是楚党，可因为他们在如今吴甡与周延儒的争斗中保持着中立态度，又与刘钧关系更近，因此被吴甡和周延儒的人划为了一党，因为刘钧是湖北人，因此这个党自然就叫楚党。

楚党的实力是强劲的，控制着南直隶、两湖、两广、闽浙，台湾、海南这东南半壁江山。虽然说这在诸省，这些人也只是占据着督抚等上层位置，下面的乡绅们还都没有跟他们上下一心，可仅是如此，也足够让周延儒得小心谨慎的对待他们了。

“这些楚党推行税改，建市舶司、税务局、海关，收关税、收商税，在江南闹的是民怨沸腾，如我家一样遭遇的大有人大。我听说许多江北党人家里也一样受到冲击，他们也一样对楚党心生不满。刘继业在湖北建立的盐厂，如今每年都出产大批的盐，扬州盐商大受冲击，这些扬州盐商跟江北党人可是关系密切。”吴昌时向周延儒说道，“大人，既然这些楚党敬酒不喝那么就给他们罚酒，咱们干脆联合江北党人，先把这些楚党打下去。”

“这可是很冒险的。”周延儒道，“万一江北党人和楚党联手，那我们岂不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