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他家喻户晓的名声。

帮助琉球国王扫平倭寇，对付奥斯曼海盗，混迹于欧洲列国上层，这些都成为了传奇般的故事，更成为了帝国青少年学习的榜样。

二是系统，严密的哲学思想。

这也是郑成功在欧洲生活三年的最大收获。相对而言，当时欧洲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比大明帝国更加先进，也更有开创性。

凭借这两点优势，郑成功迅速成为了“三权分立”学派的主要推手。

英雄创造历史，历史也创造了英雄。

就在郑成功回国的第二年，即明历二百九十二年（公元1660年），首辅孙承宗病逝，孙可望出任内阁首辅。

相对而言，孙可望并不是炙手可热的政治家。

比起当时内阁在任的数十名大臣，来自外地的孙可望缺乏足够的基础，更缺少支持。毫无疑问，他不可能像孙承宗那样，将内阁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甚至可以说，为了保住首辅大权，他得依靠外界的支持。

“三权分立”派的资本家正是孙可望的天然盟友。

另外，通过三权分立，还能适当削弱内阁的权力，减轻孙可望的压力。这也正好符合了孙可望的短期要求。

很快，双方达成了协议。

同年，孙可望确认设立最高法院，负责统管全国司法工作。该决议在帝国议政院以微弱多数的优势得到通过。

郑成功也因此成为了帝国历史上首任大法官。

当时，最高法院只有一名最高大法官，而不是后来的九名。

作为冒险家，郑成功是优秀的，作为军事家，郑成功的良好的，作为思想家，郑成功是合格的，可是作为法官，他却并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