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井田制最关键的在于这个“井”字。大禹命人将一片片平原划分成无数块“井”字，每八户人家分得一块“井”。最中间一块为公田，里面有一口井供取水，其收获的粮食上缴国库，其余部分每家各自负责一块。按照这样的划分，十井一村，十村一社，村社之间互不侵犯，和睦相处。

当然，这个时候庶民对国家分给的井田，只能耕种，不能贩卖或者做任何其他形势的处置。国君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将庶民的井田分封给其他人，或者是因为庶民犯罪重新将其收缴。如果庶民所犯下的罪责更重一点的话，也完全可以将庶民的全家贬为奴隶。《诗经》中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体上说道就是井田制形成的关系。

在韩国的新法当中，依然是严格地执行井田制，但却限制了国君可能的任意妄为。土地是国家所有不假，但只要分得土地的庶民不犯谋反的大罪，他名下的土地依然可以由他的亲属继承，从司法解释上来说，这是这个时代祸不及亲人的第一次写照。

由井田制延伸而来的私田制才是韩国新法压制的一个重要点。从夏朝开始，一些诸侯、部落首领手头上拥有大片的土地，虽然名义上他们也没有对土地的处置权，但因为权力的关系，只要他们不受到天子、诸侯的讨伐，或者说不失败，他们就可以悄悄地将这些土地进行转让、变卖。

当然，因为诸侯太多的缘故，自夏朝开始，小规模的战争就不断。有战争自然就有俘虏、罪犯，有破产的工匠、农户，这些人或许迫于生计或许迫于强权，总之成为了奴隶，也就是诸侯、权贵的私有财产。他们不会出现在国家的户籍手册上，他们辛苦劳作换来的就是权贵们的奢靡生活。

私田制和井田制的唯一区别在于，私田制下的田地，中间没有公田，只有水井。

不过，等到了战国末年，整个井田制度已经是千疮百孔。连续数百年的征战导致天下震荡不安，豪族官宦们趁势巧取豪夺，占据了大量的田产。拥有井田的自由民越来越少，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出现，许多原本拥有井田的自由民不得不依附新兴的地主阶级，租种他们的土地，以求生存。

对于这样的现实，不同国家的态度也是不一致。以魏国的李悝变法为例，在土地方面魏国执行的是“五成田制”，即在自由民耕种的井田和公室的井田上允许施行买卖政策，同时废除封地的隶农；对于占据多数田产的旧贵族，则是依然保留着私田制和隶农。

像楚国、齐国、赵国和以前的韩国，对私田制只是进行小规模的变法，还不及魏国。燕国则是完全保留了私田制，未做一丝一毫的变革。

秦国则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私田制，也同时消灭了附生的奴隶制度。这样的变法是新兴的地主阶级所希望看到的，因为从此以后，他们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售卖土地。

不过，韩国的新法，却是生生要了这些新兴地主阶级的命。新法规定，没有爵位的士农工商四类人，其名下土地不得超过一百亩。对于这些人名下超出部分的土地，国家会以一定的价格赎回，重新分给庶民。新法还同时规定，庶民耕种国家授予的土地，所缴纳的赋税仅需三成，这可比新兴地主阶级给出的四五成的赋税待遇要好的多。也正是因为此，新法才获得了庶民的追捧。

只是，这样的变法谈何容易。韩国的宗贵们可都是属于这样的新兴地主阶级，因为少府韩文一事，他们收敛了一些，将超出爵位标准的田产全部转让了出去，可现在范睢又要他们将名下的奴隶也全部交出，这就真正触犯到了宗贵的核心利益。

宗正府，司空季应一脸坚决地说道：“不能交，绝对不能交！要是把手中的奴隶们都交出了，我们实力大受影响啊！”

宗正韩辛点头称是。确实如此，如今自己这些人的爵位都很高，可以拥有六千亩的田产，说起来也不少了。不过，一旦废除奴隶制，原本属于自己私有财产的奴隶就成了自己的自由民。国家会给其授予田产耕种，自己这些人若想耕种名下的田地，就不得不花钱雇佣他们，或者出租给对方使用。

“奈何王上一意孤行，我们绝对不可能让王上扭转心意！”宗正韩辛深深叹了口气，言道。

太常公孙士也是露出无奈的笑容，说道：“我们还好些，毕竟有爵位在身，名下可以享有足够的土地，可地方上的那些豪族才是真的惨，没有爵位在身，以前好不容易搞来的田产只能留下一百亩，剩余的将被王上象征性地赎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