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如此，民国政府才会推广新生活运动，日本之所以强大，在于工业革命和国民意识之转变，中国若要求强求富，外国科技必须引进，而国民也当与时俱进，具备现代国民的意识，将中国的概念引入，将满清从底层百姓的思想里面彻底剔除，这当是新生活运动的最主要意义。

可是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环伺，内忧外患，中央政府始终无法实际上统一中国，国家不统一，谈何发展？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此之为至理，有人认为新生活运动是劳民伤财之举，但是必须知道的是，民国和大唐别无二致，与大唐长安相对应，就算是民国上海，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地方，也是表面上风光无限，内里脏乱不堪，人民根本没有最基础的公民意识，谈何发展？

大唐也是一样，大小便随地就上，什么垃圾也都随地乱扔，没有士兵盯着的一百零八坊，除了有大人物居住的二十坊以外，其余八十八坊简直就是垃圾堆，可是中国政府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都没有纠正底层国民生活规范的意识……

大小便要去厕所，吐痰不能吐在地上，扔东西要扔在指定的位置，垃圾要放在统一的地方，政府要选择处理垃圾的地方，要有人负责绿化，负责城市整洁，负责卫生安全预防工作，环环相扣，不能有任何缺乏。

是以从古至今，一直到现代，中国还是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基础的公民道德没有办法普及和自动遵守，国民又如何能从精神层面上真正的强大起来？新生活运动无疾而终，是一个遗憾，因为那个时期的中国和目前大唐中国在底层民众的层面上别无二致，一样的脏乱差，如此国民如何跟得上国家层面上的发展？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苏宁突然觉得有必要在大唐也推广一下新生活运动了，不仅仅是要在生命安全方面改善大唐的环境问题，更要让国民在精神层面跟上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需求，国家的发展少不了人才，但是人才却是来自于民间，高科技需要高等人才，可是更为庞大的基础建设任务却要交给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才能和意识才是国家发展的基石。

总不能在大唐国家和朝廷已经进步到了工业文明时代，而广大人民跟不上国家的节奏，进一次长安就是一次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新生活运动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改造国民的心态和行为规范，比起国家的发展，这个任务，一点儿都不逊色。

国家是现代国家，人民是古代人民，这是畸形的发展，是注定要闹出大乱子的。

真正的深入了长安的民间，苏宁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都忽视了这个问题，只想着国家的发展，国家上层人物自然会学习礼仪，他们可以跟上时代的变化，但是下层人民却不可以，教育普及，生活习惯普及，刻不容缓。

此次的疟疾暴发，就是一个征兆，一个国民和国家脱节的征兆，这样的征兆不去重视，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那个时候，可就晚了。

第五百六十九章 瘟疫启示录

席卷长安周边区域的大瘟疫在肆虐了两个月之后销声匿迹了，对于这一次大瘟疫所带来的伤痛，长安百姓和所有受灾的百姓都深刻的记在了心里。

他们绝对不会忘记特效药治好的第一个病患康复之后那震天的呼喊声和眼泪。

当然，对于解决了这次大瘟疫并且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长安总院，声望再一次提高，已经获得了朝廷官员地位的医者们的地位更加崇高，研制出解药挽救了数万条人命的长安总院院长孙思邈孙神仙的名头一时无两。

大瘟疫带走了一万多条人命，感染者一度突破七万之数，不能算少，当然和东汉末年的建安大瘟疫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是带来的后果和影响一样沉重，建安大瘟疫肆虐二十年，带走了千万条人命，将两汉四百年的成果累积毁的七七八八，而长安大瘟疫带来的后果虽不至于将大唐几年以来的改革成果毁掉，带来一些混乱却是毋庸置疑的。

大瘟疫期间，朝廷各部门停止了正常运转，为了保证精英官员不被瘟疫所侵袭，各部门的超负荷运转停止，大小官员闭门在家，除了朝廷按照定量发放粮食到府上的时候出来迎接一下，其余时候都躲在家里面不出来，按照苏宁颁布的紧急条例过日子，胆战心惊，更有甚者一夜三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