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人犯罪，该当罚金三千两。若是其父尚在，其何来家产当罚？”朱慈烺问道。

直系尊长在世，子女不可能有名下财产，最多就是例银存下的私房钱。如果子女在父母在世时敢说分家析产，直接就被官府治罪了，都不用父母告他们忤逆。

李明睿的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不株连，罚金刑的执行力度就有很大的漏洞。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们回去议以议。”朱慈烺道：“民商法里有无限连带责任，若是引入斩衰之例，则何如。”

第506章 宣威布德民大悦（7）

朱慈烺在整理记录自己初高中数理化知识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在啃最硬的骨头，一直安慰自己：只要把这辆重车推上轨道，日后的吏治整顿和法治改革就要轻松得多。

然而真正整顿吏治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能做的已经很少了，除了完善考成法、合理分配工作任务、增加官吏人数、推进基层控制、培养良好的工作习惯之外，再难有本质性的改进。明朝官吏甚至连集体办公都已经有了，而且还是源自魏晋的制度，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全是泪。

等到终于占据了大半个中国的实际控制权，加强了基层控制力度，可以尝试法治改革，以更适合发展型国家的需求修订大明律法……朱慈烺却发现，自己这个法学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在这方面能做的更少。

法律看似是国家专政力量，是统治阶级的巨锤，但抛开表象看本质，它却是被文化传统、社会环境、人文思想、历史沉淀、经济基础，甚至宗教礼仪等等所有上层建筑所决定的一个小马仔。

比如亲亲得相隐匿，难道朱慈烺不希望全国人民只把他当神，连父母妻儿都可以大义灭亲地告发、划清界限？然而这样做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只能得到一个丧失了基本人伦的社会！

连自己的至亲都信不过靠不住，还怎么与外人交往？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一旦泯灭了道德，全部用法律来代替，那就只能逼迫全社会的人都成为罪犯。而国家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警力来维护法律的尊严，最终结果就是立法很细致，执法很粗糙，最后全民心安理得地犯法，法律也失去了公平正义可言。

朱慈烺记得另一个时空中的确有过这样的现实，结果却是几代人为之埋单，华夏传统几乎断绝。如果要这样做，跟鞑虏入主中原又有何区别？

既然人伦要维护，宗法社会的基础不能打破，大明律里许多看似落后的糟粕也就无法剔除。朱慈烺真正能够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方面：更多地订立部门法，将民商、刑事分离，有条件地制定诉讼法，同时拆掉“民告官”的门槛，为日后行政复议和行政法做些铺垫。

民商法中，主要是对如今商业习惯进行法条形式的确认。在大明这个近乎畸形的经济体中，合伙、分红、东主、掌柜已经十分成熟，除了习惯词汇有些差异，几乎可以完全套用后世《公司法》中的绝大部分内容。

刑法体系建设主要是总论部分对于“刑罚”的修改，加重了死刑判决，符合朱慈烺一贯受到的“重刑主义”教育，对当前尚未稳定的大明社会有“乱世用重典”的效果。同时也加重了流刑株连范围，曾经主犯流放的罪刑在崇祯二十年之后很可能就是五服之亲全部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