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车的人吹熄红纸灯笼，夜空里响起一声清脆的鞭响，大车晃了晃，就走动了。

坐在我对面黑影中的是顾彤，一个热情而容易激动的人。我俩一齐来临沂采访农业劳模的事迹，对象是一位残废军人，出色的农业社主任。刚才我们睡得正熟，店主人推醒我们说，有一辆回临沂的大车正在这儿“打尖”；我们急忙爬起来，懵懵懂懂地就上了车。赶车的人个子很魁梧，黑地里看不清他的脸相。他问过我俩的来处后，再也没说话，看来是个沉默的人。

大车摇晃着出了村子。

月光下，一团团的黑云从沂蒙山顶往东南涌过来，云下的一带山峦成了墨黑色。沂河的水声低沉而威严，远近的村庄隐现在深灰色的树丛中。沂州道上，一片肃穆景象。

顾彤望望四周，充满感慨地说：“这条道，我有十年没走了。十年前，我在这条道上曾经认识了一个人。有一个时期，那人的魁梧而高大的身影经常会出现在我的眼前，他那火焰似的目光经常要烧得我浑身震动。进城之后，我的生活和兴趣，渐渐地和往日的习性离得远了，他那影子也逐渐地模糊起来，终于被我忘记了。这两天，随着这久别的山、树、河、道，他的影子又在我眼底活了起来，我这才意识到，忘记了他那样的人是多么不应该！”

这两天我确实感到顾彤有些异样。他说的是个什么人呢？我禁不住要求他讲下去。

风悠悠地吹着我们，赶车人点着了烟袋，大车不紧不慢地在漫野里行进着。

“一九四七年夏末，我们那个纵队奉陈毅将军——他现在是元帅了——的命令从鲁中插到鲁南敌后，在战略上破坏敌人的重点进攻。我们在敌后把敌人打了个稀哩哗啦，蒋介石沉不住气了，下命令让自南面进攻沂蒙山区的队伍全部向后转来对付我们这支小部队，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这么完蛋了。这就是有名的外线出击，你总该听说过吧！”

“可是，敌人一回头，我们这支小部队却立即处在三面受敌、众寡悬珠的地位上，我们一共只有两个纵队多些，而敌人的数目比我们多几倍！陈毅司令就命令我们向西，一直向西，穿过津浦路，渡过运河，到郓城羊山一带和刚渡黄河的刘邓大军会师。”

“西进的第一天白天，就是这个景色，比这还凶。火药烟似的黑云连成一片，就像整个儿沂蒙山都腾空而起，从西北方压了下来。风带着沂河两岸的砂石，树枝，草叶，滚卷过鲁南平原。我们用毛巾包上脸，在眼睛前边拉开个小口，走一二十步睁眼看看前边的人，随后又闭上……”

“夜里，风小了，翻了海似的大雨砸下来，转眼间雨水就没了道路。手电筒失了效，带路的人全靠闪电认路。我们把绑腿解下来，从头到尾连成一根长索，大家都抓着绑腿走路。沂蒙山虎啸似地吼着我们是后卫，离我们三四里地远有部队在打阻击，我们却连枪声都听不见。”

“到天亮，我们总共才走了二十来里路。上级命令休息两小时，分班做饭。”

“雨还在下。指导员和连长去检查各班做饭的情形，我在连里当文书，当时没事，就靠在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打瞌睡。过了一会儿，通讯员给我送来两茶缸煮黄豆。我就靠在那儿抓黄豆吃。”

“这时候，从我们的来路上，不慌不忙地走过来一个人。这人好魁梧的个儿，长脸，高颧骨，一双大眼滚满了红丝，穿一身土紫花布裤褂，皮带上插着一颗手榴弹和一把土造的小匕首。左胳膊挂在胸前的一条草绳上，整个袖子全被血染成深褐色，大襟和裤子上也满是血渍。雨水在他脸上直流。”

“他走到我面前，看看那碗黄豆，爽快地说：‘同志，给我吃些行不？’”

“我把茶缸递给他，他就地一坐，拿膝盖夹着茶缸，用手往嘴里拨拉，一会儿的工夫就吃光了。放下茶缸，他问我：‘咱们连上有药没有？我这胳膊还没包扎呢。’”

“我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从怀里掏出来一个湿了的上皮夹，又从皮夹里抓出一个符号和一张复员军人的证明书。符号上印着‘临沂县支前大队二中队，中队长’。”

“他等我看明白，补充说道：‘昨天我叫炮弹打迷糊过去了，夜里醒来一看，也没有人，也听不见枪响，把我好急了一阵。后来碰上一个送队伍回去的向导，说咱们往西撤了，我这才赶上来。’”

“我们连的卫生员前一个星期就牺牲了。炮弹把他的十字包打了个稀烂，只剩下一瓶红药水和一个救急包在我皮包里放着。”

“我虽然见过伤员和牺牲的同志，可从来没敢注视过他们的伤口，更没有动手上过药，所以一挨他的手，我就浑身抖起来了。偏偏他的衣服全湿透了，和身体粘得挺紧，弄了半天，还没把袖子卷上去。他不耐烦了，右手拔出匕首来，把左肩膀上的衣服挑了个口子，随即使劲一扯，咔的一声，袖子一撕两开，随后，他用右手托着左胳膊在雨下淋了淋，说：‘来吧。’”

“我把红药水倒在手巾上，轻轻给他一抹，毛巾被一件硬东西挂住了。他浑身紧张了一下，用力推开我，两眼注视着伤口，用两个指头捏着一块什么东西，狠命地一拔，随手扔到泥里，抢过药水瓶，往伤口浇了一阵，拿救急包按在流血的地方，又用破袖子一裹，一声不响地往西走去了。在他站的地方留下了一片血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