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多村秀美涨红了脸问：“这真是您？”

“不会错，不会错。昨天晚上在这儿我们不是碰见过吗，当时您没认出我来，我也没敢认您。”

我拉拉秀美的衣袖说：“我们先去吃饭吧！”

“我在反胃，还能吃得下饭吗？”她用手当真地捂上嘴，快步跑出了饭厅。

章组长有点失措。我拍拍他的肩说：“吃您的荷包蛋吧。你一向是勇敢的。什么都不在乎，还计较这点小事？”

我把名片插进他兜里，走出饭厅，当真也有点恶心。

秀美正站在大厅的楼梯口。我要说话，她拦住了我。

“再见吧！让我自己去想想。我会把想的结果告诉你的。我要用自己的脑子思索，不想听任何人的说教了。”

她不等我告别，自己就往楼上走。上了几阶，又转身下来对我说：“这是我父亲的祖国，我不能说他不好，可今天看见的这一切，你叫我回去说什么好？”

我说：“你说中国人真不了起。居然把不可一世的‘’打倒了！把那些骗子、强盗像排脓似地挤出去了。肌体恢复健康了！”

她什么也没说。摆摆手，自己上了楼梯。

我告别了她，赶紧往机关走，我头晕，血压上来了。必须去吃药。

半个月后，她临回国前夕，从上海给我写来一封信。说是：“我接受你的忠告，观察了许多人，也询问了许多人，结果我否定了自己。并由此又产生了信心……”

一九八〇年春天，我因公到日本去。这一年因为倒春寒，樱花开得晚。四月中间到东京，还赶得上去多摩川赏樱花。接待我的朋友陪我去看樱花，并且告诉我，有几个搞日中友好的老朋友，将在多摩川等候我。

从新宿到多摩川，总要走一个多小时吧。汽车一辆接一辆，还要不时停下来交过路费，高速公路实际上速度是不高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车的背后跟上来一辆朱红色的丰田王冠小轿车。我行亦行，我止也止，真有点寸步不离的劲头！陪我的朋友回头看看说：“很妙，我们长了尾巴了！”我也回头看看，笑着说：“总不致于是便衣先生吧！”朋友说：“中日是朋友，警视厅对中国朋友倍加保护，出专车警卫的事当然有。可你还不够那个地位呀！”我说：“会是谁呢？”他说：“不论是谁，对你都没威胁，只有一家除外。”我问：“哪一家？”他吞吞吐吐地说：“手举语录本，把你们看作背叛革命的人，在日本是有的。不过你放心，对他们来说，你的目标也还小了点！”

到了多摩川，几个老朋友聚在入口处外边等我。寒暄的时候，有人说：“还有一位要见你的人，不知为什么迟到了！”

我还莫名其妙，那辆朱红色小车拐了个急弯，吱地一声停了下来。前车窗探出个女人的头说：“我陪客人一起来了！保护着他来的！”

大家喊她：“调皮鬼，快下来！”

她却把车开走了。开到老远的停车场停放好，才飞也似地跑来。因为穿了身粉色西装，头发又剪得很短，所以摘下太阳镜后，竟显着比上次见面时还年轻了。

“秀美！”我板着脸说，“我一到东京就提出要去岩国看你们一家。你知道我来，不来照面，反而跟我的踪！”

“叫你尝尝日本红卫兵的厉害！”她哈哈笑着抓住我的胳膊摇了半天，对大家说：“他是我的哥哥，你们知道吗？”

大家都愕然了。问她出于什么典故？

“你问他：我爸爸差一点把遗产交给他！幸亏他想家，回国了，不然这世界上有没有喜多村秀美还说不定！”

大家又纷纷问我：“到底怎么回事？”

我把向章组长们交代的事又交代了一遍。他们说：“写下来，写下来，一篇好小说呢！”

多摩川满城樱花。各种肤色的孩子们，乘着悬空翻转的游戏列车，在半空中发出又害怕又高兴的尖叫声。那条仿照江户时代旧貌重建的小街上，一片熙攘。人们在围观武道馆里武士们的剑法表演。

我拉秀美慢走两步，落在人群后边，问她：“你早就知道我来了？”

“我是日中友好运动的中坚分子，当然知道。”

“你在干什么？”

“温习功课，准备重上大学，应付学士入学试验。”

“重回书斋了？”

“不。为了弄懂马克思主义原理，我去学德文。我体会出一条真理：革命者，要寻找自己的道路，不能指望别人给你开一条现成的路！革命是关系到几亿人的命运，要讲科学，要作刻苦的研究、实验。光凭浪漫主义走不通。”

“你爸爸同意了？”

“爸爸死了。”

我一下呆住了。几十年没有见面的机会，现在有了却见不到了。我心里很难过，问她：“你靠什么生活？”

“我丈夫管理着爸爸的饭馆。”

“你结婚了？”

“我妈不愿作生意，我又不会干。不结婚怎么办？吃什么？”

“你丈夫原来作什么？”

“我们是当初红卫兵的同志。可他现在的兴趣转到搞事业上去了。我们两人分了工，他作生意，我探求真理。他得来的生活资料和我得来的精神收获两人同享，共同为日本革命奋斗！”

我哈哈大笑。她也陪着我笑。前边的朋友听到笑声向我们招，责问我们：“你们兄妹见了面，只顾说私房话，把我们作朋友的扔在一边，太失礼了吧？”

一九八〇年八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