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议论一阵，又劝我一杯酒。老李从衣柜里拿出件新衬衣叫我换上，说是表一表乡亲之情。那时日本纺织品奇缺，三年的配给票加在一起才能买一件人造丝衬衣。这礼物是很贵重的。我高兴得再三称谢。是否就在这一阵忙乱中把血型符号掉了，已记不清楚。

造反派听了，很不满意。他们说喜多村等三个人，明摆着是国际间谍。同时为德日两个法西斯服务，很可能还和苏联的克格勃有关系！他们请你吃饭，是拉你入伙，你接受了这个邀请，头一天就出卖了大量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连榛子面多少钱一斤都说了！那件衬衣，就是你出卖情报的报酬，你自己也说了，那是件贵重礼品。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会白送你贵重礼品？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吗？你应当交代你回国后还跟他们有什么联系，拿白布条作联络记号是什么时候约定的？这一次喜多村秀美来找你是什么任务？

这件事给我带来的麻烦，没兴致细说它。奇怪的是章组长一边要我承认是特务，一边却去陪秀美他们串连，而且连一起吃饭的发票都拿来向我“报销”，说是替我招待了外宾。一个月后他给我送来一张照片：说秀美走了。照片是留给我作纪念的。这张照片也实在妙，确有纪念价值：喜多村秀美穿着红卫兵的假军装，戴着红袖标，高举红宝书作“三忠于”的姿态，日本妇女那副温良恭俭让派头，一个月功夫消磨得剩不下多少，确已是“不爱红装爱武装”了。只是仔细审视，比纯牌红卫兵们眉宇间尚少几分杀气。更妙的是，她还在照片后面题了字：“兄长！祝你继续革命不落伍。”我这里在交代怎样向她出卖情报，她那里却在表示要“三忠于”，已经有点牛唇不对马嘴了，这“特务联络员”竟然鼓励我继续革命，岂不古怪？我问章组长这该怎洋认识？他得意地说：“你看看，经过我们造反派耐心的工作，连她都在毛革命路线的感召下觉悟了，你还坚持反动立场吗？彻底交代吧！想一想后果！”

一晃就过去了好几年。“狗打石头人咬狗”的局面也并没有维持多久。“”垮台了，比他们上台所用的时间少得多。而在后期，章组长又忙于跟自己老婆离婚和追求一位香港来的打字员，对我放松了追问，这笔糊涂帐终于往“”头上一推了事。

从牛棚出来之后，在待分配的闲暇中，翻看过时的“参考消息”，又想起了喜多村秀美。那时小报上，登了一些外国红卫兵武装闹革命的事。其中也有来自日本的消息。我虽不敢和外人议论，可心中颇有怀疑“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套法宝。在地窄人密，通讯、交通很现代化的日本，当真也“放之四海而皆准”吗？一看到秀美那张穿绿军装、举红宝书的照片，我就忧虑：她会不会贸然参加那些扔炸弹、劫飞机之类的事去？会不会碰到什么意外的遭遇？她那年已七十岁的父亲又怎么样了？女儿会不会和他划清界线、一刀两断，像我们中国许多家庭那样演一出悲喜剧？

我注意阅读来自日本的每一行新闻。可是找不到有关她的消息。

一九七七年，我恢复了工作。有一天外事部门打来电话，说一个日本来访团体和翻译要见我，问我见不见。我急不可待地问：“是喜多村秀美吗？”

“对！”

“能马上见她吗？”

“马上可不行。她后天才有时间。到时候我们派车来接你吧！”

我答应了。可是这一天我心乱得什么也没干下去，急于想知道她近两年的情况。

从恢复工作以来，为了把我这半残的身体弄硬朗点，我坚持步行上班，起得相当早。早晨路静人稀，常会看到大白天不易见到的稀罕事。外事部门打电话来的第二天，是个有雾的清晨。我上班时经过天安门前，走过金水桥旁，听见有个女人的哭声。无意间向哭声起处望了一眼，发现坐在地上的竟是个穿墨绿色连衣裙，头发蓬乱的日本女人。是不是走错路找不到宾馆了？是不是钱包叫人偷走了？虽说忌讳仍然很多，心有余悸，但总还有一点中国公民的责任心，不能昧着良心假装不懂日本话。我就走过去问了一声：“您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吗？”

女人抬起头，擦擦泪看了我一眼，随即叫了声：“兄长！”接着就拉着我的手大哭起来。竟然是喜多村秀美！真想不到，也真没办法，似乎她每次和我见面总要把我放到个尴尬境地上！上一次是那个样，这一次更蹊跷，天刚亮，在天安门广场，一个外国女人拉着你的手哭……我简直手足无措了，有点着急地问：“你怎么啦？说你明天才有时间见我，怎么今天倒有空在这里哭，你疯了？”

“幻灭了。哭我自己，可怜我自己！”

“说明白一点不行吗？”

“还用说吗？”她指指东西长安街说：“红海洋没有了！语录牌没有了！揪斗牛鬼蛇神的红卫兵队伍没有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北京，可是北京不革命了……”

如果是中国人说这些话，我可能一句把就她顶回去，更可能一个耳光打得她头脑清醒些（我没真打过人，可是在想象中打过人，而且把人打倒了。这种想象直到近年才消失。它是从我挨章组长的第一个耳光时开始产生的）。

我说：“原来我以为你是个有志于革命的青年，是善于思索的人。没想到竟这么轻信。相信一件事十分轻易，否定一件事也十分简单。”这一句带责备的话，倒起了止哭的效果。她猛地站起来问我：“这是你说的吗？我是称呼你兄长的！”

“我就是以兄长的身份来指责你的！”见她没有说话，我又问：“你在中国能呆多久？”

“‘友好之船’要走沿海三四个城市，总共二十天。”

“你在这二十天里把你的眼睛转到普通中国老百姓身上去：工人，农民，老干部，知识分子，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和你上次来时有什么变化！如果你愿意，也可以问问他们对现在党中央的政策是什么态度！你可以从我开始。你上次来时，为了嘱咐你自己分辨章组长的话，我得冒险说日语，现在我可以站在天安门前充分阐述我的观点！你不觉得有什么变化吗？我身边还有监视的人吗？”

“唔！章组长？是你那个朋友吧？后来领我们和红卫兵串连的、给我们讲革命道理的那个人？”

“对。”

“我倒想再和他谈谈。听听他的看法。”

“你见不到他了！”

“怎么？被监禁了？”

“监禁他有什么意思？”

“为什么见不到？”

“他不在国内了。”

“你说什么？”

“他随他的妻子去香港了。走时请了一年探亲假。已经两年半了，连信也没来过。”

“世界上有这种事？我不敢相信。”

她冷静些了。说九点钟要陪“友好之船”的人访问参观，要我送她到宾馆去。路上我问她近年的情况。她说上次回去后，就放弃了学位考试，全力搞革命了。她们一伙人处处打先锋。她自己曾两次被捕，遭到了警方的监视。而普通的日本群众，却不理解她们，怨她们过左、过激，破坏了斗争的统一部署。她们很苦闷，认为这么干不是解决日本问题的好方法，想单独组织游击队，准备武装斗争。她们几个人全是中等家庭出身，没吃过苦，身体也不强，所以决定先从锻炼身体入手。夏天爬山，冬天滑雪，每到体力不支时就集体背语录、背毛诗词：“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一次登攀富士山时，她脚一软从半山上跌了下来，造成脑震荡，进了医院。在医院住了一年，仍然一看书就头疼。所以出院后就被她父母送到京都的三笠山下住疗养院。一住整整三年。出来时世界变了样子，原来一块准备拉游击队的人，有的找了工作，有的回校读书，大都认为那是狂想了。还有几个坚持这条路线的，却转入了地下活动，总之是找不到了。她不知自己该怎么办好，所以找机会再到中国来取经。可没想到，中国已成了这样。

过了一会儿，她像想起了什么，站住脚问我：“那位章组长真去香港了？”

“走了两年了。”

她怔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说：“要是真的，我还得大哭一场。”

“这也值得你一哭？”

“你到宾馆就知道了。说不定有个奇迹在等着我们呢！”

她拉着我进了宾馆，直奔饭厅。进了饭厅，有许多空位置，她却不坐，领着我到坐满人的几个桌跟前去转悠。转着转着嗓子里“嗯”了一声，领我径直走到靠屏风的一个桌前站住了脚。

那桌上，一个穿米色西装，留长发、大鬓角的男人正专心致志地在切荷包蛋，他感到背后有人在注视他，停下刀叉回过头看看，随即满脸笑容地站起来说：“是喜多村女士吧？怪不得昨天我越看越觉得眼熟。吃过饭我想来打听一下，您已经走了。”

秀美回过头来向我作个眉眼，那人也把目光转到我身上，这次是放声地笑了：“文学家先生！从报上看，你是很得意了！”他伸手到胸前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拈出两张名片，给了我们每人一张：“兄弟这次是代表岳父来谈生意的。请多关照！”

名片上印着：“香港龙风贸易公司驻京代表章德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