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转手送到潘明祥面前一封信，要他把有关任长胜的记忆整理成材料，寄给某处烈士陵园，以供重写烈士传记参考。

潘明祥愿意作这件事。

他展开一张素纸，工工整整地写道：

任长胜，原名任评，生于日本山口县德山市。十八岁回到中国，二十岁参加革命，二十二岁到我军任副排长，当时是我连唯一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唯一不是由士兵中提拔的下级指挥员……

一

“兹介绍任评同志到你连工作……”

潘明祥看了介绍信的开头，又看看面前坐着的白净脸、小矮个，戴着近视眼镜，一派书生气的青年，就把信往桌上一扔说：“欢迎你。我担任指导员以后，文化教员的位置一直空着。你一来就好办了。”

“指导员，”任评笑笑说，“请您往下看。”

潘明祥又把信从桌上拣起来，往下看。连长急不可待地问：“上边还写什么？”

“团首长批示要把他放到最基层战斗岗位上去，叫他当排长。”

“我这儿不缺排长，哪一个班长提上来都呱呱叫。”连长说道，“我们就缺个文化人儿！”

他抓起电话机，使劲地摇，大声地喊，说排长易找，教员难求，说驾辕的骡子不该去推磨……

任评坐在一边毫无动静，像谈的根本不是他。

连长突然把话停住了，张着嘴木在那里，好久才答应个“是”，快快地把话筒放下。

潘明祥问：“团部说什么？”

“派他当排长，是陈老总亲笔批示！”连长耷拉着脸说，“同志，你还挺有来头咧！”

任评站起来，像小学生般规规矩矩地说：“我在敌工科当翻译，陈军长行军时常和我们在一起，我顺便提了一下，希望日本投降以后，放我下连队去锻炼……”

“坐下，干革命么，什么岗位不一样？”连长还不死心，转着弯说，“指导员就是文化教员出身。”

“我不一样，”任评说，“我出生在外国，而且在剥削阶级家庭长大，参加革命后又在上层机关当翻译。我很需要到战士中和实际斗争中锻炼……”

连长挠着头说：“嗯，你都深入到我们连部来了，也算深入工农兵啦！”

“还是下到最基层彻底。”

本人的要求，又有首长批示，连长只好放弃奢望，派他上一排当副排长。说吃过晚饭就领他到排里去。

这天晚饭，通讯员打来的是煎饼、大葱、白菜汤。任评看见煎饼，惊讶地叫了一声，两只手捏着边提起一张来，看画似地看了半天，在边上咬了一口，又咬了一口，一边嚼着一边疑惑地摇头。看看别人都叠成叠，夹上葱，卷成个大喇叭往嘴里送，他才模仿着，卷好葱捅到嘴上。刚微笑着点点头，眼泪流下来了。

“生葱是这么辣的呀？”

连长、指导员、通讯员全笑了。

“总部里江南人多，不吃生葱的。”任评解释着，“这煎饼也没吃过，吃小米饭。”

潘明祥说：“你怕辣，可以把葱挑出来。”

“可以吗？”任评仔细地观察着煎饼里的葱，“我见你们人人都卷上，以为吃煎饼一定要卷它，就像蒙古人吃肉一定要配上茶，不然不消化！”

三个人又是一阵笑。

他打开煎饼，把葱拿出来放在桌上。又咬了口煎饼说：“这样好吃了。”吃了几口，他停下来思忖一阵，又把葱重卷进去。一边吃一边流泪。

连长说：“葱放在那里，我替你吃好了，不会白扔。你勉强吃它干啥。”

“不是的。”他辣得变了声音，“山东部队，人人都吃葱，偏我不吃，这一点就会和群众造成距离，还谈什么打成一片？”

潘明祥说：“这是生活小事么！”

“下来以前我就想了，在生活习惯上很要作些改变的！”任评认真地说，“就从这里开始。指导员，替我把名字也改一下吧。改一个当兵的听着顺耳的！”

连长说：“当兵的名字老一套，还不是张德标、李长胜……”

“我改名叫任长胜！”

二

任长胜下到排里以后，很出了一些笑话。紧急集合背包打不上了；夜行军绑腿散花了；战士们开玩笑说句粗话，他要反复问好几遍才弄懂，然后哈哈笑着还记到本上……

可是没过多久，人们谈到他时就丢掉了嘲笑的语气。休息时他把背包解开打上，打上又解开，把毛巾捂上眼反复地练习打绑腿。记到本上的战士俗语、土话，有机会他就用，用错了别人笑他也不恼，反而求人说个样子给他听。他这种把任何小事都认真对待的作风倒真有些奇，可这种“奇行”反引起了大家的尊敬，谁也不忍心再嘲笑他了。听到种种汇报，潘明祥对任长胜产生了又喜爱又赞赏的心情。

伏天，连续行军，又赶上雨季，部队拖得很疲劳。一些骡马都磨烂了背部，体质下降。碰到个水洼滑倒了就爬不起来。这天潘明祥有事拉在了后边，将近中午快赶上队伍时，碰上了任长胜。那是在两块高粱田之间的小水洼中。水洼边上堆着驮架和零乱东西，一头骡子在泥水中卧着。太阳像白热的铁球，悬在当头烤灼着大地。任长胜一条腿跪在水里，双手端着个日本式钢盔正一下一下淘骡子身旁的泥水，从戽到路边的水看，他至少已经淘了有半个小时了。四周静悄悄的，只听见哗哗的淘水声和粗嘎的喘息声。潘明祥走近跟前，看到汗水和泥水已经湿透了任长胜的全身衣服，连用线绳捆着的眼镜上也全是泥点。

“打它两下不就起来了！”潘明祥心疼地说：“用不着费这么大劲儿。”

任长胜显然没发现有人走近，听到话声一惊，认出是潘明祥就笑了。

“骡子的体力消耗得很厉害，”任长胜说，“再逼它使猛劲，就会把力气使僵。二连有个骡子就使僵了，站在那里像个石雕，拿刺刀扎它都不肯再动一步。”

说完他又弯下身继续淘水。潘明祥从他手里夺过钢盔，替他淘了一二十下，连喊带拽把骡子轰了起来。

潘明祥说：“你要掉队了。”

任长胜说：“不会，队伍就在这个村里休息，等着开中饭呢。”

潘明祥透过高粱稞看到一半里外确有个小村庄。

“这么近，大声一喊就听到了，你怎么不喊几个人来？”

“同志们很疲劳，很疲劳了。”他擦着满是泥点的眼镜说。潘明祥说，该提醒一排长，对这个老实人，格外照顾些。

把驮架备好，捆上东西，两个人边走边谈起来。

“你好像读了不少理论书吧！”

“马克思、列宁、毛的著作都读了些。我先从理论上认识了社会主义，后来才找的革命队伍。”

潘明祥问他回国的原由。

“细说起来很费时间，心情也不愉快。总之没有个强大的祖国，在海外很受气，我忍受不了，回来了。”

“你是出生在日本吗？母亲是日本人，也受排挤？”

“就是入了籍，也要由于父亲的血统受歧视！”

“你回来求学的？”

“我是想把生命献给祖国，参加抗战。到了上海才知道抗战的也有好几家。有个国民政府，还有个边区政府，哪一面没有引荐也去不成。只好先进了学校。那是个教会学校，多少有点民主空气。我参加了个读书会，是地下的。”

一个月后，任长胜第一次参加战斗，表现出乎意外的勇敢。他们排作为突击队攻击据点的北门。头天晚上看地形，壕沟后面只有一道鹿寨。第二天清晨进攻时，鹿寨后边却新拉上一道铁丝网。因为没带小包炸药和集团手雷，排长只好用马刀去砍。没砍断两根，就挂了重花。接着上去一个战士，刚一举马刀又中弹牺牲了。任长胜第三个冲上去，在枪林弹雨中四处挂花，一口气砍了七十几刀，为突击队打开了冲锋道路。虽然在等待时伤亡了几个人，可没有影响向续部队扩大战果。一个知识分子初上战场就这样骁勇，战后大家把他评为战斗英雄。评选材料刚送到支部，他的一份检讨书也送来了。他在检讨中说，这次造成不应有的伤亡，责任全在他。看地形时，他发现鹿寨后边有几很桩子，曾提出是不是敌人要拉铁丝网的立柱。可是排长说国民党一向不拉铁丝网，日本鬼子才弄那东西，这可能是伐树剩下的树桩。他就放弃了自己的看法。第二天清晨攻击前，他不放心，又建议再侦察一次。排长和几个老班长都说来不及了，也没必要，他就又收回了自己的建议。还有一点，他说自己是怕死的，排长倒下后他没敢紧接着跟上去。战士跟上去，牺牲了，他被耻辱感烧得心疼，这才一咬牙冲上去。

支部研究了他的检讨，仍然报请他的英雄称号，并让潘明祥和他谈一次话。

潘明祥对他说：“你的检讨虽然夸大了自己的责任，可是很诚恳、很坦白，能接受教训就好。依我看，这还是知识的分子通病，太顾及个人自尊心。一事当前，为面子考虑多，为革命事业的后果就考虑少了！为什么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呢？无非是怕别人笑自己不懂装懂，过分小心。其实自己认为对的就该坚持。打仗比不得坐机关，这是要流血死人的！”

任长胜难过地点点头说：“以前我爱读托尔斯泰的作品，总想着道德上的自我完成。因此，考虑品格锻炼多，考虑工作效果就少了。”

潘明祥说：“至于说怕死，英雄并不是他没感到恐惧，而在于他战胜了恐惧！只要不被恐惧吓倒，就是好汉子！”

谈话的结果，任长胜接受了荣誉称号。庆功会一开过，他就跑到村外松树林里，把胸前的红花解下来挂到松树上，向战场那个方向敬了个礼，坐在草地上不出声地哭了一场。

三

一九四八年洛阳战役时，任长胜已经是个有战斗经验的排长了，以细心侦察出名。

进军洛阳途中，找向导的战士在山沟里碰到个国民党逃兵，连冻带饿已经半死了。问他什么都摇头。他说的话战士也不懂，就把他带了回来。潘明祥问他话，他也是摇头，嘴里哇啦哇啦说了一阵，大家也还是不懂。那个逃兵又说了几句，不知怎么一来，任长胜听懂了。

过了一会儿，任长胜翻译说：“他是青年军二〇六师的士兵。长官下令叫强扒老百姓的房子，他不忍心干。长官打了他四十军棍，他一赌气开了小差。他怕老百姓看见他，把他打死，出来后钻山沟，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那个逃兵拿出了符号和带照片的证件，他叫林大山。

连长看完证件，吩咐炊事员给他两张烙饼，对任长胜说：“留他两天吧，目前我们在行动中不能暴露运动方向，马上放他走不合适。别人不懂他的话，就把他交给你带着。”

任长胜和林大山谈了一阵，回来向连长汇报：“我讲了俘虏政策，他说既被我们抓住，当然听我们处置，就希望我们不要强迫他再当兵。他要永远脱离内战战场。”

连长说：“看样子不像大老粗。”

任长胜说：“青年军招的全是初中以上的知识分子。他是台湾人。日本投降前一个月，被征召入伍，在日本军队服役。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送日本军人回国，却把台湾人全编到他们7部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