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凤用牙咬断缝着的线，打开手巾包，里边又是一个布包，打开布包，这才露出一只银晃晃的小孩戴的锁来。大家“咦”地一声都围上去看稀罕，原来那锁上镌得有字：“崔玉凤”。背后一个小簧，用手一揿，可以打开，里面有一张小照片，是一个吃奶娃娃的头像。
这东西在山村里，实在太豪华了，出自一个穷老汉的手，人们更觉稀罕。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疑问用眼睛提向玉凤，只见玉凤却浑身抖成一团，泪珠儿不断线儿地往下滚，早已哽咽得不成声。队长使个眼色，让大家散开，抚着玉凤肩膀问：“孩子，有什么话你说出来，别光哭啊！”玉凤把头扎在队长怀里，索兴哭出了声，一字一噎地说：“我参军，我参军。”
队长仔细看看那张娃娃照片，依稀认出是玉凤的模样。齐大爷闯过关东，攒钱为心爱的独生女打个银锁并不出奇，但明明锁上镌着玉凤姓崔不姓齐，这可非问明白不可。
等到玉凤收了眼泪，队长把她领到队部，轻声问她：“玉凤，到底这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参军头一条总得把出身历史说清楚呀？”
玉凤说，她小时候住在沈阳，跟个姓陈的姥姥生活。那个姥姥给人家洗衣服，有个大舅拉洋车。人家都有爹妈，她没有爹妈，玉凤很奇怪，问那姥姥。姥姥说：“你爹出门混事去了，等他混阔了就回来接你。”玉凤问：“我爹什么样儿？”姥姥说：“我也说不清。可我知道你爹来的时候拿着一把银锁，锁上刻着你的名字，锁里藏着你的像片。玉凤你记着，将来要是没有姥姥了，你要跟舅舅过，谁领你也别去，多咱见到有人拿着那把锁，你再跟着走。”这话说过有半年时间，果然就来了个中年人自称姓齐，说是玉风的爹，他一点也不阔，破衣烂衫，满脸胡茬，可是他手里拿着这把锁。姥姥把玉凤的衣裳打点了一个小包，交来人拿着，他把玉凤背在身上就出门了。玉凤问爹爹：“咱家在哪里？”他说：“在关里。”又问：“关里在哪儿？”他说：“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们沿着火车道走。天明赶路，夜晚投宿。有时碰上个大村子，齐大爷就住下来找点短工活儿干。赶上集市庙会，齐大爷摆开场子练把式，收几个钱，给玉凤买个肉包子，油果子，自己则啃个棒子饼子就一小把葱。攒下钱来给玉凤做了件新衣服，自己也买件半旧的夹袄；也有既碰不上庙会又找不着短工活的日子，那时齐大爷就背着玉凤伸手乞讨，说是闯关东落了魄，女人死了，带孩子回关里家的。好在一路上走的是农村，断不了关里来的乡亲，谁遇见这一老一小，都给个饼子窝头，总算没碰上太大的难为。
走了个把月，到了河北地带。这时正是初秋季节，一阵西风过去，落下雨来，父女俩正走在半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爹爹虽说尽量敞开怀包住玉凤，到底爷儿两个还是全浇透了。当晚投宿到一个镇上小店里，玉凤就一个劲咳嗽，到半夜就烧得像火炭似的。齐大爷一夜照看没合眼，第二天早上一看孩子烧得迷迷糊糊，再赶路是不行了，就央告店东帮他看着孩子，他出去找大夫。半晌午大夫接来了，连着吃了几付药，玉凤才治好，可爷两个再想走也走不成了，因为当初请医时齐大爷就和人说好是要当一年长工还药钱的。
他们在这地方整整住了一年多，清还了帐目，这才又动身往南走。因为结算下来多少还余几个钱，他们坐了一段火车，春末时分赶到了济南，在济南城，齐大爷打听着地址找到一个中学堂，说是要找位姓崔的先生。当时门房前恰好站着一个穿西服戴礼帽的人，一听说找姓崔的，就上下打量这父女俩，问：“你们是哪儿来的？”齐大爷说：“从关东！”那人问：“你是他什么人？”齐大爷说：“乡亲。”那人把手一甩说：“走，走，这儿没姓崔的！”齐大爷说：“没姓崔的你问我个底朝上干什么？我是你耍笑着玩的？”那人说：“在这儿问还便宜了你，换个地方就不是这么个问法了。”齐大爷还要争执，一旁看门的老头使劲地摇起铃来，同时还连推带劝地对那戴礼帽地说：“主任，您跟他个乡下人生气太失身份了，到点了，朝会上还等您训话呢！”
那人瞪了父女俩一眼，连说：“撵走，撵走！”掉头进了院里。齐大爷还在生气，摇铃的老头悄声说：“老兄弟，快走吧，崔老师去年摊上事了。”齐大爷问：“怎么，吃官司了？”老头把嘴伸到齐大爷耳边说：“共产党。叫韩复榘枪毙了。”
齐大爷伸手抱起玉凤，踉踉跄跄走出学校。玉凤觉出爹爹浑身发抖，害怕地偷偷瞧他的脸，头一次发现，爹爹在哭，那么大的泪珠顺着腮帮流下来。玉凤哇地一声也吓哭了。
“别哭，别哭，我的乖孩子。”齐大爷用泪湿的脸贴着玉凤泪湿的脸说，“咱爷俩一块过吧，从今后我这脖颈子要低一低，学着忍气了……”
队长怀疑地问：“那时候你才四、五岁，怎么能记得这么清呢？”
玉凤说：“我没记清，有的事早已忘了，有的事记得恍恍惚惚。两年前，我上了识字班，有一回组织秧歌队要用绸子，我记得俺家箱子底有一块从地主那里退押退来的绸子，正好我爹不在家，我就翻箱倒柜地找弄。找着了绸子，也就找到了拿绸子包着的这个锁。见着它，勾起我小时候一星半点儿的印象。后来看到上边刻着我的名，又不姓齐，这才想起我爹领我到济南学校找姓崔的老师的事。我正在看那个锁，没提防我爹从外边走来了。他一把从我手里抢过去，脸胀得通红，我从小长这么大，没见他对我这么生气过，追着问我瞎翻什么？看到什么了？我说我找绸子，无意间看到这么个稀罕物，看见的就是这把锁，再也没见别的。他把绸子扔给我，把锁揣进了腰里。”
“那天晚上，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听到俺爹在那屋里也咳嗽叹气地一宿没安生。快到天明，我把这些事联起来，才明白他不是我的亲爹，原来老人家怕我知道底细跟他变心呢！其实，从我记事就是俺爷俩心连心、命连命地过，要我变我也变不了啊！何况那姓崔的爹已经死了！我装作不知道，从那以后倒是格外地对俺爹更亲热、更孝敬些，他看了我几天，脸上的别扭劲又不见了，俺爷俩又像以前一样风平浪静地过日子。从那，我就立了志愿，不把我爹伺候入土，哪里也不去，一步也不离他。”
队长问：“那以后你再没见过这把锁吗？”
“没有，他藏得严严的不叫我见。可是去年，自卫战争打响后不久，有一天他郑重其事地把这锁拿出来了。对我说：‘你好好看看它。’我说：‘看过一回来，没啥看头。’他说：‘你看仔细吧。以后打起仗来，咱爷俩说不定有走散的一天。万一走散了，你记住，我要托人找你，就叫他带着这把锁，见到这锁如同见到了我。谁拿着这把锁你就跟谁走，不是万分牢靠的人我不会把锁交给他。’当时我随口答应着他，心想老人家年纪大了，竟说孩子话，哪会有这一天哩！没想到这话今天应了。原来他是怕我不肯舍开他参加宣传队，使下的一计呢。”
队长听罢，安慰玉凤说，她对老人关心负责是对的，不过齐大爷身强力壮，眼下离开不会影响他生活，日后他身体不行了，组织上会设法帮她尽到自己的义务。
玉凤成了宣传队的正式队员。宣传队多次帮她打听齐大爷的消息，但因为燕子崖已成了敌后游击区，没打听到任何结果。
一九四七年，敌人对沂蒙山发动重点进攻后，正常的演出活动不再能进行，宣传队分成小组下到部队去作战勤工作。
孟良崮战役的时候，我跟着队长护送一批伤员从前线下来。战斗打得正紧，敌机封锁着我们通往后方的山路，我们带着三副担架，走几步一隐蔽，前进的速度很慢，直到天黑透，才来到沂河渡口，用电筒照着一看，那座用木桩和秫秸临时搭成的桥已被敌机炸断了。三副担架上都抬着伤员，不允许有任何冒险的行动，队长命令在河边停下来，大家商议个妥善办法。
有人提议往下游绕二十里地，从开阔处蹚过去；有人提议到村里找人帮着把炸断的桥修补上，说这样比绕行二十里也不费时间；也有人主张先派个会水的蹚水探探路，也许能找到一条水浅的路线。正在争执不下，听到河水的流动声有了点异样，队长说：“别吱声，好像有人蹚水过河来了。”
大家听了听，确像是蹚水声，队长打起电棒朝河里照去，就听有人喊道：“关上，关上，把我眼都晃花了，我咋走法？”队长立刻关上了电棒，在这一瞬间，大家看到一个军人用手挡着眼正在水中跋涉，那水没着他的膝盖。几个担架员就跑向河边，大声地问：“喂，担架能过去不？”
没有回答。只听到哗啦哗啦蹚水的声音。队长招呼我一声，我们也赶到了河边上，这时那人已上岸了，正被围着他的担架员们追问着：“你倒是说话呀，担架能过不？”
“也能也不能！”
“这是咋说？”
“有人带路找浅处走就能，没人带路瞎闯就不能！有劲儿把担架扛在肩上走就能，还挂着拌带用手抬着就不能！”
那人一边说一边扑拉身上的水，听得出，他冷得牙齿在打战。
担架员们议论说：“把担架扛上肩这好办，三副担架的人集中一起，扛过去一副再扛一副就是了。可深更半夜上哪儿找认识路的人去？”
那人说：“只要你们能扛起担架，带路的人不愁。”
人们说：“哪里有？”
那人说：“我不就是一个？”
人们问：“你才蹚过来呀！”
那人说：“这才记得准啊！”
人们问：“不影响你的工作吗？”
那人说：“回头我快跑几步就是了，冻成这样不跑也暖和不过来呀！”
问题就这么决定了：担架员集中起来扛起一副担架，由那人领着过河，队长和我在这岸照看这两副担架，等第一副抬过去后，人们能找着路了，就请那位同志照看着河那边的担架，大家过来再扛这两副。接着，人们脱了衣服扛起担架，就随那人下河了。
三副担架，往返用了有一个多小时。抬最后一副时，我才和队长随着过河。河水又急、又冷，脚下的石头坚硬、溜滑，水深的地方漫过胸口，不互相拉紧了，想站稳很不容易。到这时我才体会到，那位同志一个人能摸黑蹚过河去，得很有点毅力。而蹚过去后又自愿地领着我们蹚回来，随后自己还要蹚第三次，没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是办不到的。
我们靠近对岸，那个军人已经迎面走了过来，大声问道：“全过来了吗？那边还有没有？”
我们说：“全过来了。”
“那我就走我的了！”说着他下了水，一摇一晃地冲着我们走来，大家七嘴八舌地向他道谢。
“瞎扯瞎扯，八路军对八路军还用这一套。”
可是队长还是奔了过去，打开电筒照着，握起他的手说：“不，同志，你帮助我们完成了任务，哪能连声谢谢也不说！”
“咦，你是……”那人不由分说，抢过电筒，照到队长脸上，大声说：“你不是宣传队长吗？”
“是啊，你是……”
“我就是我嘛！”他举起电筒，照亮了自己的脸，我们看了一阵，意外地发现军帽底下竟然是一脸胡子的齐大爷。
队长问：“大爷，你这是……”
“都当了兵了，还叫啥大爷！我跟你们那天，出来就没回去，离开你们，我找到了个卫生队，先是随着卫生队的民工抬担架，随后帮着伙房做饭，等他们的民工换防了我还没走，他们才知道我单挑一个，不是民工队的。他们叫我回家，我说家叫中央军占了，没地方回。我拿出区里发的宣传员奖章，他们这才留下我，批准我参军。”
“你怎么不给玉凤来封信？”
“我没参军前不能写，怕她知道我还是个老百姓，又找来照顾我。现在就带个口信吧，我是有组织的人，不用她挂念，叫她安心革命就是了。”
“就这几句话？”
“还有，不过告诉你就得了，用不着跟她说，我被伪满洲国抓去当劳工时，在劳工队认识个姓潘的老头，俺俩在窝棚里头挨着头睡，后来这老潘给折磨的得了重病，临死他托付我一件事，说是他的朋友有个孩子在沈阳，在一个老太太家养着。孩子她妈原来和老太太住同院，因为抗日被日本宪兵抓去枪毙了，老太太把孩子收了下来。孩子他爹在济南当教员，离不开身，托老潘趁上东北出差的机会把孩子带回来，可老潘办完公事没等去接孩子就叫鬼子抓了劳工。老潘说：‘人家在为中国人民拼命流血，我连这件事都没办成，死也闭不上眼。你年轻，要能活着逃出劳工队，看在共患难的分上，无论如何帮我了却这份心愿。’那年冬天我们夺了看守兵的枪，杀出条血路，逃出了劳工营，我拿着老潘给我的信物，找到了那孩子。可等我带着孩子奔到济南，才知道她亲爹也革命人，为国牺牲了。这样，我这个一辈子没成家的人，从此就有了个家。也才尝到有个亲人的滋味。本打算今生今世爷俩就相帮着活下去，可是你们来了，我犯了犹豫，她是共产党的后代，我怎能闹私心把她永远拘在自己的小门小户里，昧为己有呢？从上回你们借她的事，我看出来，善说善劝她不会舍了我走，就想了那么个主意。我难过是难过，其实这么一来，把我的手脚也放开了。我年轻时，练拳好武，见不平就打，从不肯吃一口窝囊气，赶上不顺心，打一仗就跑，所以一直没成过家。自从有了她，我什么气都得忍，把我这性子都磨没了，她一离开我，我可又有了胆气，国民党进山，地主反攻倒算这口气我不能忍，还是参加八路军为全国人民打个大抱不平吧……”
老人说着笑了。岸上有人喊话，队长才发现别人都上了岸，我们还站在水里。
“唉，咱们都疯魔了！”队长笑着说：“快！到岸上去说。”
“不行，我耽误的功夫不少了，还有任务呢！”齐大爷说完，学着当兵的习惯招招手，往河里走去，又回头喊道：“不必对玉凤念叨这些，免得孩子知道了伤心。就说我挺想她，以后有机会就去看她。”说完就向河深处走了去。
我向队长说：“告诉他，玉凤都知道了。”
队长用手捅了一下，小声说：“不必了，说不定那么一来他反倒会伤心呢！”他又用电筒照着齐大爷的背影，直到他完全消失在河水声里。
此后，我没再见过齐大爷，并且不久我调出宣传队，和玉凤同志也分开了。
我问最近去过燕子崖的同志，可曾听见齐氏父女的消息，他说没有，年轻人都不知道村上有过这么一家人；年老的人说那爷俩在同一天消失后，谁也没再见过他们。玉凤今年该有四十六七岁，老人要还在，怕是八十出头了。她也许爷俩早团聚一起了吧。
一九七九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