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现在的情况跟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有点像，华盛顿州、俄勒冈州、怀俄明州、加州与西部其他州的暴徒开始袭击华人的商铺与家园。

很多华人因此返回华夏，而留下之人则向东进发，将目光投向中西部和东部的芝加哥、圣路易斯、费城、巴尔的摩、波士顿等大城市。

华人的生活方式和丑国人迥异，这加深了排华浪潮中对“黄祸”的恐惧，大肆渲染华人“不可同化”为丑国人。

比如他们过于节俭而不在乎居住条件、不说英语和参与zz等等都成为华人种族低劣、奴隶本性的“证据”。

一些报刊为了煽动起全民性的排华浪潮，或刊登漫画，或连载漫画，丑化华人形象，把华人描述为一张大厚嘴唇、头扎长辫、两目斜视、肤色脏黑的吸血鬼，调戏白人少女。

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氛围中，丑国华人群体的总数持续下降，既有的华人群体开始从西海岸走向纽约，纽约成为华人聚居的首选。

纽约市华人总数在19世纪最后十年增加了两倍，还不包括住在郊区和被漏查的华人。

然而现在，好不容易在华埠扎根的华人再次面临生存危机，不少人拖家带口，大包小卷的准备跑路。

可是他们能去哪呢？之前从西一直往东，现在难道要从东部回西部？

比起混乱的东部，西部对华人的踩踏似乎更为严重。

不少华人特别迷茫，迷茫到他们拎着行李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下一步的去向。

这个时候其实需要一个领头人的存在，因为一直以来，华人都扮演着最佳执行者的角色，一旦他们面临做重大决定，就下意识的想要听从统治者和管理者的建议。

说是建议，实际上就是命令。

大部分人都觉得习以为常，有了这个命令，他们就会化身为忠实的执行者，很好的完成上级嘱托。

在华夏，等级地位一直都很重要，在美华人本能地想要按照华夏模式来重建熟悉的社区结构。

人们强烈的等级意识需要一位族长的出现。

他的工作包括建立权威、消除分歧、主持仪式、解决问题以及谋求公共福利。

某种意义上，王安良在纽约的唐人街承担了“族长”的角色，这个被称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唐人街最有权势的华人，代表着华人“变成丑国人”的努力。

他于1878来到纽约，他比其他人更早地穿上了西式服装，并且把辫子塞进了礼帽，甚至娶了一个比他小十岁的白人老婆。

王安良被旧金山唐人街的最高管理机构“六大会馆”派往纽约，也得到了坦慕尼协会的认可。

他就任了副治安官，成为纽约历史上第一个在机关任职的华人。

当唐人街经营赌博、女支院和鸭片的行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兴起后，王安良则成为沟通纽约腐败的市政和赌场老板之间的桥梁。

为寻求谋生出路的华人打开方便之门，也填满了自己和警察们的钱包。

坦慕尼协会对警察局的官职明码标价，唐人街经营酒楼、赌场、女支院的老板也期望警察对他们的违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过由于语言不通，警察无法直接向他们收取保护费，赌徒联盟约定，赌场每星期每番摊要交八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流入王安良的口袋，其余交给警方，以防他们突击搜查……

这一特权，每年能为王安良带来数万刀的收入，这就相当于外快。

排华主义对唐人街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导致华人社区男女比例失调，城市空间受到压缩，正值发展的纽约虽然接纳了这些新来者，但是从衰退中迎来的经济增长却并未平等惠及唐人街。

毫无疑问“堂斗”是犯罪和暴力冲突，四次堂斗表面上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引发的，却是不同势力对日趋狭小的经济利益的争夺。

原因在于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唐人街华人无法依赖法制、民主和“个人奋斗”来实现丑国梦。

当生存和安全都成为问题的时候，更遑论去习得丑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成为丑国社会攻击唐人街的口实。在缺少女性和家庭的单身汉社会中，华人在美国从事最辛苦的工作，却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得到情感慰藉。

因此多沉湎于吞云吐雾的烟馆，呼卢喝雉的赌场，或是云朝雨幕的女支院之中，吸独、赌博、女票女支等陋习成为畸形社会里华侨消解乡愁和忘却劳累苦闷的‘良药’”。

随之而来的便是大型械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第四场也是最后一次堂斗，由于在匹兹堡的安良商会年会上的派系斗争失败，部分安良商会的人倒戈，最终引发了近十年的东部和中西部堂口的反复冲突。

这种流血事件让丑国报纸觉得华人野蛮、匪夷所思，常常为小事大打出手，并且没完没了，毫无法律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