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被小丑恐吓，坟匠嘲骂，隐士怨望。

坟匠（tote

g

aebe

）是专埋死尸的人，指陋劣的历史家，只知道收拾故物，没有将来的眼光；他不但嫌忌za

atht

a，并且嫌忌走索者，然而只会诅咒。老人也是一种信仰者，但与林中的圣者截然不同，只知道布施不管死活。

第九节za

atht

a得到新真理，要寻求活伙伴，埋去死尸。我（za

atht

a）的幸福谓创造。

第十节鹰和蛇引导za

atht

a开始下去。鹰与蛇都是标征：蛇表聪明，表永远轮回（ewige wiede

ku

ft）；鹰表高傲，表超人。聪明和高傲是超人；愚昧和高傲便是群众。而这愚昧的高傲是教育（bildu

g）的结果。

《盲诗人最近时的踪迹》译者附记

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出了日本之后，想回到他的本国去，不能入境，再回来住在哈尔滨，现在已经经过天津，到了上海了。这一篇是他在哈尔滨时候的居停主人中根弘的报告，登在十月九日的《读卖新闻》上的，我们可以藉此知道这诗人的踪迹和性行的大概。

十月十六日译者识。

《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译者附记

这一篇，最先载在去年六月间的《读卖新闻》上，分作三回。但待到印在《最后的叹息》的卷首的时候，却被抹杀了六处，一共二十六行，语气零落，很不便于观看，所以现在又据《读卖新闻》补进去了。文中的几个空白，是原来如此的，据私意推测起来，空两格的大约是“刺客”两个字，空一格的大约是“杀”字。至于“某国”，则自然是作者自指他的本国了。

五月一日

《巴什庚之死》译者附记

感想文十篇，收在《阿尔志跋绥夫著作集》的第三卷中；

这是第二篇，从日本马场哲哉的《作者的感想》中重译的。

一九二六年八月，附记。

《信州杂记》译者附记

我们都知道，俄国从十月革命之后，文艺家大略可分为两大批。一批避往别国，去做寓公；一批还在本国，虽然有的死掉，有的中途又走了，但这一批大概可以算是新的。

毕勒涅克（bo

is il

iak）是属于后者的文人。我们又都知道：他去年曾到中国，又到日本。此后的事，我不知道了。今天看见井田孝平和小岛修一同译的《日本印象记》，才知道他在日本住了两个月，于去年十月底，在墨斯科写成这样的一本书。

当时我想，咱们骂日本，骂俄国，骂英国，骂……，然而讲这些国度的情形的书籍却很少。讲政治，经济，军备，外交等类的，大家此时自然恐怕未必会觉得有趣，但文艺家游历别国的印象记之类却不妨有一点的。于是我就想先来介绍这一本毕勒涅克的书，当夜翻了一篇序词——《信州杂记》。

这不过全书的九分之一，此下还有《本论》，《本论之外》，《结论》三大篇。然而我麻烦起来了。一者“象”是日本的象，而“印”是俄国人的印，翻到中国来，隔膜还太多，注不胜注。二者译文还太轻妙，我不敌他；且手头又没有一部好好的字典，一有生字便费很大的周折。三者，原译本中时有缺字和缺句，是日本检查官所抹杀的罢，看起来也心里不快活。而对面阔人家的无线电话机里又在唱什么国粹戏，“唉唉唉”和琵琶的“丁丁丁”，闹得我头里只有发昏章第十一了。还是投笔从玩罢，我想，好在这《信州杂记》原也可以独立的，现在就将这作为开场，也同时作为结束。

我看完这书，觉得凡有叙述和讽刺，大抵是很为轻妙的，然而也感到一种不足。就是：欠深刻。我所见到的几位新俄作家的书，常常使我发生这一类觖望。但我又想，所谓“深刻”者，莫非真是“世纪末”的一种时症么？倘使社会淳朴笃厚，当然不会有隐情，便也不至于有深刻。如果我的所想并不错，则这些“幼稚”的作品，或者倒是走向“新生”的正路的开步罢。

我们为传统思想所束缚，听到被评为“幼稚”便不高兴。

但“幼稚”的反面是什么呢？好一点是“老成”，坏一点就是“老狯”。革命前辈自言“老则有之，朽则未也，庸则有之，昏则未也”。然而“老庸”不已经尽够了么？

我不知道毕勒涅克对于中国可有什么著作，在《日本印象记》里却不大提及。但也有一点，现在就顺便绍介在这里罢：——

“在中国的国境上，张作霖的狗将我的书籍全都没收了。连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出版的fube

t的《sa－bo》，也说是共产主义的传染品，抢走了。在哈尔宾，则我在讲演会上一开口，中国警署人员便走过来，下面似的说。照那言语一样地写，是这样的：——

——话，不行。一点儿，一点儿唱罢。一点儿，一点儿跳罢。读不行！

我是什么也不懂。据译给我的意思，则是巡警禁止我演讲和朗读，而跳舞或唱歌是可以的。——人们打电话到衙门去，显着不安的相貌，疑惑着——有人对我说，何妨就用唱歌的调子来演讲呢。然而唱歌，我却敬谢不敏。这样恳切的中国，是挺直地站着，莞尔而笑，谦恭到讨厌，什么也不懂，却唠叨地说是‘话，不行，一点儿，一点儿唱’的。于是中国和我，是干干净净地分了手了。”（《本论之外》第二节）

一九二七，一一，二六。记于上海。

《〈雄鸡和杂馔〉抄》译者附记

久闻外国书有一种限定本子，印得少，卖得贵，我至今一本也没有。今年春天看见jea

cteau的le q et l’a

－lei

的日译本，是三百五十部之一，倒也想要，但还是因为价贵，放下了。只记得其中的一句，是：“青年莫买稳当的股票”，所以疑心它一定还有不稳的话，再三盘算，终于化了五碗“无产”咖啡的代价，买了回来了。

买回来细心一看，就有些想叫冤，因为里面大抵是讲音乐，在我都很生疏的。不过既经买来，放下也不大甘心，就随便译几句我所能懂的，贩入中国，——总算也没有买全不“稳当的股票”，而也聊以自别于“青年”。

至于作者的事情，我不想在此绍介，总之是一个现代的法国人，也能作画，也能作文，自然又是很懂音乐的罢了。

《面包店时代》译者附记

巴罗哈同伊本涅支一样，也是西班牙现代的伟大的作家，但他的不为中国人所知，我相信，大半是由于他的著作没有被美国商人“化美金一百万元”，制成影片到上海开演〔3〕。

自然，我们不知道他是并无坏处的，但知道一点也好，就如听过宇宙间有一种哈黎慧星一般，总算一种知识。倘以为于饥饱寒温大有关系，那是求之太深了。

译整篇的论文，介绍他到中国的，始于《朝花》。其中有这样的几句话：“……他和他的兄弟联络在马德里，很奇怪，他们开了一爿面包店，这个他们很成功地做了六年。”他的开面包店，似乎很有些人诧异，他在《一个革命者的人生及社会观》里，至于特设了一章来说明。现在就据冈田忠一的日译本，译在这里，以资谈助；也可以作小说看，因为他有许多短篇小说，写法也是这样的。

《vl．g．理定自传》译者附记

这一篇短短的《自传》，是从一九二六年，日本尾濑敬止编译的《文艺战线》译出的；他的根据，就是作者——理定所编的《文学的俄国》。但去年出版的《isateli》中的那《自传》，和这篇详略却又有些不同，著作也增加了。我不懂原文，倘若勉强译出，定多错误，所以《自传》只好仍译这一篇；但著作目录，却依照新版本的，由了两位朋友的帮助。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夜，译者附识。

《描写自己》和《说述自己的纪德》译者附记

纪德在中国，已经是一个较为熟识的名字了，但他的著作和关于他的评传，我看得极少极少。

每一个世界的文艺家，要中国现在的读者来看他的许多著作和大部的评传，我以为这是一种不看事实的要求。所以，作者的可靠的自叙和比较明白的画家和漫画家所作的肖像，是帮助读者想知道一个作家的大略的利器。

《描写自己》即由这一种意义上，译出来试试的。听说纪德的文章很难译，那么，这虽然不过一小篇，也还不知道怎么亵渎了作者了。至于这篇小品和画像的来源，则有石川涌的说明在，这里不赘。

文中的稻子豆，是ce

ato

ia silia，l．的译名，这植物生在意大利，中国没有；瓦乐敦的原文，是félix vallo－tto

。

六 小说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

迦尔洵（vsevolod ichailovitch ga

shi

1855—1888）生于南俄，是一个甲骑兵官的儿子。少时学医，却又因脑病废学了。他本具博爱的性情，也早有文学的趣味；俄土开战，便自愿从军，以受别人所受的痛苦，已而将经验和思想发表在小说里，是有名的《四日》和《孱头》。他后来到彼得堡，在大学听文学的讲义，又发表许多小说，其一便是这《一篇很短的传奇》。于是他又旅行各地，访问许多的文人，而尤受托尔斯泰的影响，其时作品之有名的便是《红花》。然而迦尔洵的脑病终于加重了，入狂人院之后，从高楼自投而下，以三十三岁的盛年去世了。这篇在迦尔洵的著作中是很富于滑稽的之一，但仍然是酸辛的谐笑。他那非战与自我牺牲的思想，也写得非常之分明。但英雄装了木脚，而劝人出战者却一无所损，也还只是人世的常情。至于“与其三人不幸，不如一人——自己——不幸”这精神，却往往只见于斯拉夫文人的著作，则实在不能不惊异于这民族的伟大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附记。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二）

迦尔洵（vsevolod ichailovitch ga

shi

）生于一八五五年，是在俄皇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压迫之下，首先绝叫，以一身来担人间苦的小说家。他的引人注目的短篇，以从军俄土战争时的印象为基础的《四日》，后来连接发表了《孱头》，《邂逅》，《艺术家》，《兵士伊凡诺夫回忆录》等作品，皆有名。

然而他艺术底天禀愈发达，也愈入于病态了，悯人厌世，终于发狂，遂入癫狂院；但心理底发作尚不止，竟由四重楼上跃下，遂其自杀，时为一八八八年，年三十三。他的杰作《红花》，叙一半狂人物，以红花为世界上一切恶的象征，在医院中拚命撷取而死，论者或以为便在描写陷于发狂状态中的他自己。

《四日》，《邂逅》，《红花》，中国都有译本了。《一篇很短的传奇》虽然并无显名，但颇可见作者的博爱和人道底彩色，和南欧的但农契阿（d’a

u

zio）所作《死之胜利》，以杀死可疑的爱人为永久的占有，思想是截然两路的。

《贵家妇女》译者附记

《贵家妇女》是从日本尾濑敬止编译的《艺术战线》译出的；他的底本，是俄国v．理丁编的《文学的俄罗斯》，内载现代小说家的自传，著作目录，代表的短篇小说等。这篇的作者，并不算著名的大家，经历也很简单。现在就将他的自传，译载于后——

“我于一八九五年生在波尔泰瓦。我的父亲——是美术家，出身贵族。一九一三年毕业古典中学，入彼得堡大学的法科，并未毕业。一九一五年，作为义勇兵向战线去了，受了伤，还被毒瓦斯所害。心有点异样。做了参谋大尉。一九一八年，作为义勇兵，加入赤军。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席的成绩回籍。一九二一年，从事文学了。我的处女作，于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报》上。”

《波兰姑娘》是从日本米川正夫编译的《劳农露西亚小说集》译出的。

《食人人种的话》译者附记

查理路易·腓立普（cha

les－louis e 1874—1909）是一个木鞋匠的儿子，好容易受了一点教育，做到巴黎市政厅的一个小官，一直到死。他的文学生活，不过十三四年。

他爱读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自己的住房的墙上，写着一句陀思妥夫斯基的句子道：

“得到许多苦恼者，是因为有能堪许多苦恼的力量。”但又自己加以说明云：

“这话其实是不确的，虽然知道不确，却是大可作为安慰的话。”

即此一端，说明他的性行和思想就很分明。

这一篇是从日本堀口大学的《腓立普短篇集》里译出的，是他的后期圆熟之作。但我所取的是篇中的深刻的讽喻，至于首尾的教训，大约出于作者的加特力教思想，在我是也并不以为的确的。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